|
家国情怀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母题，辐射怀乡恋土、血缘追索、生存焦虑、民族复兴等创作维度。从20世纪6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至今，创作者虽适应了“把自己连根拔起栽种到异国”的文化阵痛，但原本已无比坚定的“落地生根”，却发生了再次“落叶归根”的微妙转向，随之衍生的是文化乡愁由感性逐渐让渡于理性。家国情怀可以有三重解读，即对家国的定义、对家国的感情、对家国的期待。随着题材广度与技巧精度的双向提升，家国记忆、家国情感、家国使命的传承和发展体现华文文学的新意与新变。 从“落地生根”到“二次移民” 20世纪60年代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困顿消极与渴望民族振兴的家国梦共生。海外游子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从对亲人的依恋、对乡土的回忆、对故国的热爱中播撒开来。小说酝酿起失根的困惑，流转着“日暮乡关何处是”的伤感，对母国的眷恋，更深层次目的是获得文化的认同与精神的归属。同时，留学生文学特别关注留学生群体的切身问题，以此凸显中西文化间差别的明晰性和碰撞的必然性，但陈若曦借《突围》《二胡》等作品提议“告别畸形的、分裂的家国之恨，拥有健康的、平和的中国形象及中国情怀”。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是揭示留学生失根痛苦的经典文本。丛甦是在《野宴》中较早提出了“夹缝”概念，“生活在别人的屋檐底下，屋檐虽好，终究是别人的。”她同时回答了留学生该“怎么办”：“我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书写我们的向往和梦……” 上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延续了於梨华、白先勇、丛甦、陈若曦等人对隔膜论的阐发，而此时的家国梦已与个体的自我实现交织在一起。比照同时期华裔作家的英文小说，同样有对文化失根的思考，它显现为父辈（中国经验）与子辈（西方经验）之间的文化理念冲撞，进而激化现实与理想的既定矛盾。谭恩美《喜福会》中龚琳达的一段独白可与其互证：“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我认为，留学生文学重点在失“魂”，而新移民文学则为失“根”。前者一直坚定于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和对西方文化的防御，家国之爱是格外浓烈而痛彻的；后者立足于个体的心灵体验，以文化夹缝中的两难心态为中心，传达新移民的即时状态：渴望融入西方但无法被完全认同，于是重回中国又不能再被全然接纳，最终还是选择回归西方。而90年代新移民文学代表作家张翎从中国故事起步，信奉写作这一行为本就是一种对故乡的回归，依据自己的青少年经历实施对江南记忆的重构，又将成年经验凝聚于北方叙事中再造。 21世纪以来的世界华文小说持续对家国的关注，但思考点已实现新的着陆：从海外处境/想象中国的思维范式，转为现时问题/现实中国的思路结构。从某种意义上看，视角的变化与创作者的频繁“海归”密切相关，他们得以直接融入中国现实生活，亲历中国新变，故而对家国的体验不再是来自记忆或经验，而是源自真实当下。薛忆沩在《希拉里·密和·我》中提供一个论点：“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那么，对于海归作家而言，故乡与异乡是辩证的，中国具备故乡与异乡的双重特性。他们是在场的旁观者，具有更自由的审视距离和更从容的观察视角，于是他们对家国的表达，可以从原先的情感攀援直击入现时的问题解决。《空巢》（薛忆沩），解析城市空巢老人为何成为电信诈骗主要受害群体的原因；《垂老别》（张惠雯），揭露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人伦的崩坏，揭示失去土地的农村老人因其无用性与无利性反遭子辈遗弃的悲剧；《佐敦》（周洁茹），刻画内地女性移民在香港面对的生活窘境、身份歧视、家庭畸形。“香港的天，就比乡下的蓝吗？阿珍看不出来。”现居香港的阿珍、阿芳却与60-80年代欧美世界“边缘人”处境不期而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