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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倡导以文学为本位，反对文学的工具化、商业化，注重艺术性、审美性，坚持不媚俗、非功利，这些内在要求和主要特征使得它成为一种高度自律的文学形态。纯文学如王国维所说是“游戏的事业”“可爱玩而不可利用”，它以整体性、审美性、超越性的方式对人的生存进行观照，实现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其价值意义自不必多言。纯文学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形态、意义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应该注意“纯文学”之“纯”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出现问题和偏差。纯文学有一种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特征，这种封闭性取向，可能影响其向复杂变化的生活世界充分敞开，隔断其与外部社会现实的关联，从而更多地成为一种小众化、精英化的存在，其视野和疆界变得极其狭窄，创作成了“炫技”和“语言炼金术”。 在诗歌领域，与此相关的是“纯诗”的问题。“纯诗”理论与实践肇始于西方，强调“为诗而诗”“为艺术而艺术”“唯美”“纯美”等，在中国百年新诗的历史上纯诗也是一种重要形态，总体而言绵延不绝，尤其是在新时期以来的近数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这里讨论的“纯诗”取其广义，不仅仅是指作为创作流派和美学追求的“纯诗”，而且还指专注于诗歌“内部”和“自身”，强调诗歌的独立性、审美性、纯粹性的写作趋向。纯诗在一定程度上使诗歌从工具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注重自身建设，恢复了诗歌之为语言艺术的本位，提高了诗歌的自主性和品质。但同时，“纯诗”本身也是过于理想化的产物。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过于“纯”的诗很容易与时代境遇、社会现实相脱节，而仅仅成为个人的空想、呓语，以及沦为语言游戏、修辞练习。现实之中，许多的纯诗写作确实步入了误区，如此的写作貌似有专业性，很“高大上”，但实际上却可能是虚假、无效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容易造成诗歌与大众之间的隔膜甚至对立，并使诗歌的影响力和受众愈益萎缩。现代诗在当今社会所遭遇的困窘，与某些“纯诗”的负面影响恐怕是不无关联的。 纯文学、纯诗体现着一种边界意识和精英意识，通过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诗与非诗来提高其自身的纯粹性和专门性，保持其“高端”的自我设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然而，这种“边界”本身却也是值得审视与反思的。对文学而言，过度强调“边界”意味着隔绝、封闭，一定程度上正是文学所质疑甚至反对的对象。理想状态的文学不应该是自我设限的，而应该是无限敞开的，它应该有强大的“胃”，足以容纳和消化生活的一切，它应该有宽广的视野，宇宙之大、粒子之微，人心变幻、地老天荒，无不在其关注的范围之内，这种开放性对于文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文学就其本性而言，不应该是拒绝、排斥现实的，而应该是关注、包容现实的，它不应该是傲慢、高高在上、与大众无关的，而应该是谦卑的，拥抱每一个生命个体、直面每一个脆弱而有限的生命、胸怀全人类。鲁迅曾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对于文学而言同样是恰切的。文学关注的是全世界，是每一个人，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过于的“纯粹”和“纯洁”，实际上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和普通百姓的轻慢与忽略，意味着自我的封闭和“源头活水”的丧失。应该说，对于纯文学，的确需要对其封闭、固化的特征有所警惕，应该努力恢复文学与更为丰富、广阔的存在的关联，如此才可能使其更具活力、更富可能性。 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次重新考量文学基本问题、基本生态的契机：既有的文学观念是否已经过于封闭、保守，过于固化、僵化了？是否需要打破此前的观念，重新回视过往，重评经典？是否需要俯身查看当前丰富而新异的文学现场，发现其中真正有价值、有成长性的新生力量？现实的文学评论、文学评奖，是否可能更开放一些，对真正的文学和文学要素予以关注和奖掖……归根结底，有必要重新思考：文学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王士强，作者单位：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