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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学” 由“学诗”萌孽出的“诗学”，至唐宋时期，已经具有了专门的含义，盖指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把握和创作时应予以贯彻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包括诗歌应该具有怎样的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理论认识。到这一时期，我国古代“诗学”重实践指授的民族特征已然初步成型。唐人已经屡屡使用“诗学”来表示对诗歌创作以及审美内蕴的相关认识，其含义早已经不是指经学范畴的《诗经》学了。宋代学者在使用“诗学”一词时，就专指包括诗歌创作的立意造言、遣词用语和章法安排等专门化的诗学理论问题。从中晚唐的诗格、诗法类著作的勃兴也能够看出，在当时已经以专门化的“诗学”理论或是规则矩矱来指导诗歌创作了。虽说对诗歌主旨的阐述还能看出《诗经》学的影响，但这些理论著作的主体内容已经是诗学理论内在的诸多问题了。宋代江西诗派也好，江湖诗派也罢，其理论关注的重心，依然在于如何指导后学去学习前人。这种诗学观点，显然缘自对“学诗”问题的深入考量。尤其是严羽提出“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辨》）以后，迭经戴表元的“宗唐得古”与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推毂，古代诗学关注如何“学诗”的意旨就十分鲜明了。 在“诗学”由“学诗”萌孽并推衍的过程中，尤其应该关注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好问多次运用“诗学”来表述其以诗歌的创作和对相关理论的把握为“专门之学”的意思。他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说：“贞佑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无他道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神鬼，难矣!”可见，在元好问的观念中，“诗学”就是研习古人作诗的“专门之学”。元好问认为《诗经》和唐诗为诗学正统，他在阐释“不诚无物”的诗学意旨时，将话题自然转向了诗歌在表达作者心志时的“心”与“口”的问题。这样，就把后人关于诗歌创作的宗旨、趣味和语言运用等问题纳入到了研习参究的范围之内，并统摄于《诗经》、唐诗的统绪之中。元好问多次使用“诗学”、“以诗为专门之学”来表述他对某些诗人具有理论素养的认识。可见，“诗学”在这一时期，已具有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以诗歌为主要文体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内涵。 从古代诗学的发展来看，承续《诗》《骚》传统，秉受风雅比兴的抒情写志主旨，力矫“讹滥”，扫除“浮伪”，或师唐，或法宋，成为诗学的理论重心；构建并排布意象群以容纳感情，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意蕴成为诗学的审美追求。或是熔铸学力，致敬古贤，旨在做到“无一字无来处”；或是直抒性灵，做到“我手写我口”；或是要求写出“诗趣”，表现“鸢飞鱼跃”的勃勃生机；或是规行矩步，严示格法，生怕诗歌创作坠入“野狐外道”……凡斯种种，成就了诗学的缤纷色调与五彩光澜。而这些构成古代诗学理论堂奥的“专门之学”，都蕴含着源自于“学诗”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关切。 “学诗”由学习与研治《诗经》发端，在后世逐渐移衍为学习前人创作经验、掌握创作技巧、提升鉴赏批评能力的“专门之学”。于是就有了“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教诲；就有了“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告语；也有了“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指示和“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的主张：或是指引门径，安排推进进程；或是强调学力，认为借此可以“夺胎换骨”；或是标橥“兴趣”、“神韵”，力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境界；或是主张师法唐诗；或是要求瓣香宋人……古代诗学中大量的诗格、诗法和诗话著作中，充盈着对后学的谆谆告诫，洋溢着对诗歌发展的忳诚关切。“学诗”生发出许多诗学问题，不只是古代诗学的先期形态，也是催化剂和理论繁育的皋壤；“诗学”则绍续着“学诗”的基本内涵与学理框架，形成了既可学而能，又可用以指导后学的特色与风貌。古代诗人代兴不辍，古代诗统延续至今，没有传统诗学的实践性指导内理是难以想象的。 由“学诗”而“诗学”是我国古代诗学甚至是文学理论的内在发展与演进轨迹，也是古代诗学学理的根柢与基础。它绵延至今，既形成了民族化的诗学理论传统，又规约着未来，引领者诗学今后的走向。我国古代诗学重实践、可授受，不务空泛，不钦虚无缥缈的传统诗学特质由此生成并逐渐壮大。在我们探寻古代诗学的内在学理与发展脉络的时候，找准关键，才能提纲挈领。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