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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普希金成了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俄国作家，虽说如今中国人或许在怀着更大的兴趣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普希金为“全人”，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词的意义就在于，普希金不仅仅是俄罗斯人，也不仅仅是俄国人，甚至也不仅仅是非洲人，同时也是欧洲人、美国人和中国人。他是真正的文学世界公民。或许正因为如此，普希金有不止一首诗作被收入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比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致凯恩》等。应该知道，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容量有限，所选的外国作家作品屈指可数，所选诗作也不多，可普希金的作品却被多次选入不同年级的语文课本。普希金的作品有海量的汉译，他的有些作品如《叶夫盖尼·奥涅金》《大尉的女儿》和《别尔金小说集》等，拥有十余种甚至数十种不同译本，就连中文版的《普希金全集》就有三种。据不完全统计，100多年间，中国共出版千余种普希金的作品，总印数超过千万册。此外，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的“普希金学”，中国学者写作并出版了许多关于普希金生活和创作的专著，每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数目可观，硕士博士研究生也经常选择普希金的创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共撰写关于普希金的论文约1000篇，专著约30部。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普希金在中国不再是一位外国诗人和作家，他已被当作一位中国人自己的诗人和作家来阅读和理解，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意义已不再是外来的，而是本土的！ 我的普希金 1999年，在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我在莫斯科的《文学俄罗斯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普希金》，我在该文的结尾写道：“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称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为‘我的普希金’，的确，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普希金，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普希金。他如今仍旧生活在中国，他是不朽的，既是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作为我们善良的友人。”（《文学俄罗斯报》1999年6月4日第21期） 普希金是我的第一个翻译对象，我在大学里学会一点俄语后便立即开始练习翻译，而最早的对象就是课本里的普希金诗。一年后，我已经译出十几首，将我的译作与一些中国著名翻译家如戈宝权、查良铮等人的译作做对比，我自然发现自己译作的很多缺陷，但与此同时却也发现自己的译作似乎也有一点自己的“风格”，甚至“特色”。这种感觉给了我自信，给了我成为一位普希金翻译者的希望，并进而通过对普希金的翻译成为一位俄国文学翻译者的希望。后来，我翻译了普希金全部的诗作和小说，还主编了十卷本的中文版《普希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写了两本关于普希金的著作。 在我所有的翻译作品中，普希金的作品是再版次数最多的。几乎每一年，我翻译的《普希金诗选》都会再版一次。有的版本不仅是再版，而且是“再译”，即我又对译文中的某些地方做了润色和加工。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尤其是普希金诗歌的翻译，似乎是无止境的，有时也像舞台演员的工作一样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出版之后才觉得某些地方还有改进的余地。在我刚开始翻译俄国文学时，我觉得普希金比较容易译，比如就比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的诗更容易译，可是如今，随着自己翻译经验的不断积累，随着对普希金的不断“重译”，我越来越觉得，普希金的“朴实和明晰”其实是最困难的翻译对象。普希金与中国的伟大诗人李白一样，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译作中往往都会显得过于“简单”，过于“通俗易懂”，而最“简单”、最“通俗”的诗在原作中往往是最伟大的诗，太简单的翻译处理往往会降低那些传世杰作的魅力，而违背原作的美化和复杂化，又往往是对那些大诗人的误译和背叛，这的确让译者有些左右为难。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甚至开始意识到，诗歌，其中包括普希金的诗歌，原本就是不可译的。可悖论的是，普希金的诗歌一直被我们不断地重译着、再版着，被中国一代又一代读者带着尊重和挚爱阅读着。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斯拉夫中心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