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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谶纬的影响 东汉一仍其旧，白虎观会议以谶纬正定经义，从而确立了谶纬的国学地位，开启了东汉二百年谶纬统治政治、思想以及学术的时代，谶纬之影响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一，在探求天人之道的时代大背景下，谶纬最显著的影响，是使《易经》的地位得以提升，汉代经学阐释出现了以阴阳为核心的现象。阴阳被汉代人视为天地之大端，儒家的学术思想以及经学主张，无不渗透着阴阳的观念。如《春秋说题辞》曰：“《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谶纬《诗》学探讨的是《诗经》所体现的阴阳学说之时代精神价值与理论指导意义。汉代历史进入元、成帝时期，就是皮锡瑞所称颂的“经学的极盛时代”，而翼奉、匡衡学说以及当时谶纬中的理论主张，都是在阴阳理论指导下的规律的总结。于是形成了顾颉刚所认为的理论范式：“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汉代的经学阐释及其所生成的理论，无不贯穿着阴阳学说的基本内涵，成为指导一切政治、学术、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 第二，“吉凶之应，随其象告”，“象告”成为主要的言说方式。甲骨以兆言，三《易》以象言。而在汉代人看来，无论祥瑞，还是灾异，都是上天的言说方式，是象告。在符命观念影响下，洞悉上天谴告的实质性内涵，纠改政令失误，或是匡正君主德行的偏颇，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议题。灾异屡至，为求“天地之心”，儒生博士穷象析言，推求《春秋》灾异，以救当今。“《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易》以象告”，所告不外乎吉凶之事；于《春秋》而言，象所告的是朝聘会盟成功与否的征兆。所以说，天人之道见于《周易》和《春秋》。天象，确切地说灾异之象，是上天“告喻人”的一种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在《易》为六经源的汉代，成为了主要的话语方式。所以，象言和言象成为汉代经学理论的主要命题，不仅成为汉代文学理论的经典话语，也是汉代以降文学理论的重要建构方式。 第三，谶纬以神道设教，显著特点就是倡言祥瑞。经过洗练，祥瑞的景象或内涵化为文学的经典意象。在符命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层出不穷的祥瑞构成了谶纬繁复的意象世界，其中不仅蕴含着汉人基本的思想图景与心灵体验，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因素。虽无益于经典，却形成了稳定而丰富的意象。诚然，纬书的种种记载难免给人以虚妄不实的感觉，然而透过那些诙诡谲怪的论述，谶纬在根本上所意图建立的是人与世界的有机联系。将人事与天象两相验证，发生在世界之中的种种灾异与符瑞，即便不能被理智所充分认识和把握，也都通过奇幻的想象方式，被纳入生存的视野之中，成为并非与人类行为无关的事情。经由谶纬的编织，在想象世界与祥瑞之间发生了艺术关系。谶纬之中的想象力贯穿了整个意识形态，既开启了具有神秘意味的政治，也伴随着文学始终。 第四，祥瑞思想深入人心，致使传统的经典“讽谏”主题一跃而变成了“须颂”，这是谶纬对于汉代文学的又一大贡献。两汉社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祥瑞，对于怀揣致君尧舜而使天下化之之理想的儒家士人是一种鼓舞，为了表达自身对于君主、朝廷的颂扬之意，上疏达意、诗赋显志便成为儒家士人表达心志的手段。而歌颂社会，奉扬汉代君主的德行治功已经成为文人的共识，这是儒生士人的传统使命。特别是在汉代，除了汉初的几代君主，后世的汉代君主几乎都是按照儒家理想人格模式打造出来的君主，治国方略虽有小异，却是大同的，汉代君主取得的政治成绩，就是儒家士人可以炫耀的资本。同时，宣传国家的盛世太平，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成了儒家士人以及文人政治议题和文学想象中不约而同的主题。曾经的文学“讽谏”转而变成“歌颂”。永平以降，颂扬之声便“洋洋乎其盈耳”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谶纬与汉代诗学研究”负责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