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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命思想深入人心的时代，层出不穷的祥瑞构成了谶纬繁复的意象世界。其中不仅蕴含着汉人基本的思想图景与心灵体验，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因素。虽无益于经典，却形成了稳定而丰富的意象。 谶纬，大体上源于秦汉时期，在汉代称为谶，或者图谶，或者图纬，谶与纬没有区别，非四库官臣所认为的“谶自谶，纬自纬”。现存谶纬文献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商周以来形成的内容丰富而又自成体系的星占、风角等占候之学；二是战国中晚期及至汉初形成的象数易学的理论阐发以及衍化，主要以卦气与灾异说为主；三是以阴阳学为旨归的阐释经学的理论，也就是后人观念里“纬”的部分；四是在汉成帝以降直至东汉初，儒生术士造作的鼓吹汉家政治合法性的神谕以及其他荒诞不经的内容。 过多政治包容性与多元化致谶纬集中出现 汉代谶纬的出现是晚周至汉初天人关系理论匮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战国乱世与秦人短祚，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天人沟通”问题。秦代的法家、汉初的黄老道家以及汉武帝所尊之儒，虽然迎合了各自时代需要而成为一时的思想主导，却都未曾予天人关系以足够的关注，遑论理论阐发。孔子不言天道，传统儒学重于社会秩序，致使儒家天道观缺失，或者说薄弱，故汉武帝始儒学虽独尊为显学，却依然无法给予现实政治以天道层面的理论支撑。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天人关系便日渐成为儒学儒生无法回避的问题。自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以阴阳灾异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天人关系理论开始建构，虽然建构的方法、路径及内涵基本是错误的，然而汉代人依然沉浸其中而无法自拔。夏侯始昌“明于阴阳”授《齐诗》《尚书》，孟、京《易》学主于灾异，刘向家传阴阳五行之学。其中夏侯《齐诗》传于后仓，仓传匡衡、萧望之、翼奉，最终流于谶纬。而《尚书》传于夏侯建，建传孔霸、周堪，霸传子光；堪传许商，商著《五行论》。传人皆宣、元、成、哀时重臣，具有经学以及政治上的话语权。自从儒家经学登上政治舞台，阴阳学便开始向儒家经学渗透，而在元、成帝时期，阴阳学与经学的融合达到了顶峰，即基本完成了以阴阳学为主导的经学理论的建构，阴阳灾异成为了上至皇帝下至黎庶的主流思想认知，恰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说：“汉有一种天人之学……《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借此以匡正其主。”阴阳灾异之学不仅影响了汉代政治的发展方向，也为谶纬的出现与泛滥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董仲舒天人同一的学术阐释的确回答了汉武帝的理论焦虑，是现实政治发展与儒学自我改造的默契呼应，但无意中为西汉政权的覆亡埋下了种子。汉宣帝至平帝时，汉代迎来了地壳大规模频繁活动的时期，地震频仍、五星失序、山崩水涌、季节失常……西汉中晚期近百年频发的灾异屡见记载。每当灾异发生，人君震恐，大臣惶惑之时，儒生博士便会在董仲舒的上天谴告说中寻找灾异发生的原因以及消除灾异的方法。而无法与经学比肩，又不能发挥政治影响的天星占、望气、风角等学说，混合着《易》学灾异占断理论，依托经典的面目出现，也形成了一股学术风气。正是在“《春秋》所记灾异尽备”的质疑声中，汉代皇帝惶惶不安，过多包容性与多元化的政治思想导致了无休止的“异调”，谶纬之说开始集中出现，并呈现出蔓延之势，而王莽最终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成功地完成了禅代，开始了谶纬治国新的政治思想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