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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题材中，贾平凹的《带灯》《极花》、李佩甫的《生命册》、季栋梁的《上庄记》、东西的《篡改的命》、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王华的《花河》《花村》、李凤群的《大风》、周瑄璞的《多湾》等作品直面乡土社会的艰难蜕变与生活形态的急剧转型，或写艰窘生存中的精神坚守，或写乡民意识的自我觉醒。在浅吟低唱的叙事与如泣如诉的语言中，描述出当今中国乡村在各种因素推导下，从外在风光到内在情绪的悄然变动及其多彩图景。 都市题材中，刘心武的《飘窗》、苏童的《黄雀记》、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温亚军的《她们》等以当下都市为场景，写出了都市给人带来的快乐，也写出了都市给人带来的烦恼。都市与历史、都市与人性，在这些作品中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呼吸相通、命运与共。廖东明的《太阳城》、余红的《琥珀城》则以都市城建过程中的矛盾纠葛为线索，揭悉了地产传奇中的社会问题与人性痼疾。这里使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以都市小人物为主角的两部作品：陈彦的《装台》和王华的《花城》。 《装台》的主角刁顺子以装置舞台背景与布景讨生计，装台的活计又苦又累，家里的女儿又极不省心，但就是这样一个步履维艰、自顾不暇的装台人，却硬是承受着种种苦难，忍受着种种伤痛，以自己的瘦弱之躯和微薄之力，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们，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渐渐地显示出俗人的脱俗与凡人的不凡来，使这个十足的小人物别具内涵与光色。王华《花城》中的农村女青年苕花、金钱草带着改变命运的美好意愿进城，而城市不但冷若冰霜，而且固若金汤，使她们因为身份问题只能蜗居于城市边缘。让人为之感动和纫佩的是，她们既没有轻易认命，也没有随意放弃，虽然在日常生活上步履维艰，却能将做人的原则坚守始终，这使她们艰窘的打工生计既有额外的艰难，又内含了应有的尊严。两部作品都着眼于城市里的小人物，但都写出了他们在默默前行中的自持而不自流、自尊而不自卑、自强而不自馁。 在直面政治生态，书写政坛生活方面，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陶纯的《一座营盘》、宋定国的《沧浪之道》、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等，由惊心动魄的故事，显示出作者大胆揭露政坛时弊的力度。同时，这些作品以对比鲜明的人物，显示出作者审视人性的深度。我在这里之所以回避使用“反腐小说”与“官场小说”的概念，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其内涵上远远超越了“反腐”与“官场”的范畴，在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政界人物的高危性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的畸变性等方面，都表现出更多的深意、锐意与新意，让人们在认知现实的政治生活与政治运作的同时，反观人生、反思人性、反观自我。我曾在另篇文章中提出，以政治小说的概念取代“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的说法。政治小说的概念涵盖了“官场”与“反腐”的内容，又大于“官场”与“反腐”的范畴，在内涵与外延上既有一定的规定性，又有一定的包容性，比“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更恰切，也更为适当。政治小说这一说法的具体运用，不仅有利于对已经出现的大量直面社会政治现实的作品作出准确的定位与允当的评估，也有助于使那些饱有政治情结的小说作者放开手脚，大胆创作，写出更多更好切近当下时代、反映社会现实，满足人民期许的文学作品，从而推动现实性题材创作向纵深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解放创作生产力的无形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人民的名义》在问世之后的半年左右时间内已印刷了130多万册，创下了近10年长篇小说的畅销记录。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样近距离切近现实并具有政治情怀的作品，是为读者所广泛欢迎的。 还有一些情感题材的作品，虽然都以情感现象为描写对象，但纠葛各不相同，内蕴也各有侧重。如王跃文的《爱历元年》、张者的《桃花》、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弋舟的《我们的踟蹰》等，或写困惑中的自省，或写困境中的自救，既写出了这个时代爱情遭遇到的新问题，也写出了这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特有色彩。 五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小说写法与艺术手法上，不仅不拘一格，而且前所少有的多姿多彩。一些作家几乎是以“中年变法”的勇气，在小说叙事与语言表述上另辟蹊径，寻求自我的再度超越。如寓荒诞于现实的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撷《山海经》于故事叙述的贾平凹的《老生》，深含象征意味的王安忆的《匿名》，充满浪漫情味的红柯的《喀拉布风暴》，以拟人手法描写马驹的曹文轩的《火印》，把猪与人的命运勾连起来的李杭育的《公猪案》，借助亡灵的复活来叙事的余华的《七天》、陈应松的《还魂记》，让寓言与现实对接的赵兰振的《夜长梦多》等等。可以说，这些作品不仅在意“写什么”，更看重“怎么写”。他们在“怎么写”上的奇思妙想与花样翻新，不仅更新了自己既有的小说手法，而且对整个长篇小说在创作技法上的求新求变，也给予了积极的推进与有力的拓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