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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孙犁的《书衣文录》的读者，大概会注意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去年5月出版的《书衣文录（手迹）》（以下简称“手迹本”）。笔者把这个“手迹本”同此前出版的其它版本——比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书衣文录（增订版）》（这是截至目前为止所收内容较多也较全的《书衣文录》单行本，刘宗武编，最初由山东画报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以下简称“增订版”）——作比较，收获颇多。在比较中产生若干疑惑之处——以前仅读刘宗武编的《书衣文录》及其“增订版”，很难产生这些疑惑。 一 “增订版”由五部分组成：一是《耕堂书衣文录》，二是《甲戌理书记》（包括“理书续记”至“理书四记”，1994、1995年），三是《耕堂题跋》，四是《买〈朱子语类〉记》（1992年），五是《暑期读书漫录》（1990年）。《耕堂书衣文录》收书衣文至1995年，其中1992、1993两年付诸阙如；不过，《耕堂题跋》部分的内容大多写于1992年（《耕堂题跋》共23条，写于1990年、1993年、1994年的各1条；写于1991的2条；其余写于1992年），其中有一条是《题〈何典〉》（见第170~171页），第一段是： “一九九二年四月廿八日，山东自牧寄赠，贺余八十岁生日也。书颇不洁，当日整治之，然后包装焉。” “手迹本”的内容——除正文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署名的《出版说明》及正文第1页所印耕堂主人1979年5月2日为《书衣文录》所写的序、正文第285页（即下册第1页）所印耕堂主人1986年3月6日所写的《书衣文录再跋》（遗憾的是，“手迹本”中的这一“序”一“跋”，都既无标题，文末又均未标明写作时间）以外——都可视作“‘书衣’文”，因为它所提供的书影看起来都是“书衣”以及写在“书衣”上的文字。“手迹本”中亦收有《何典》，但内容仅一段话，即上引“增订版”中的同一段文字（第500~501页，书影见附图）——不过同“增订版”相比，却有一字之差：“增订版”中的“一九九二年四月廿八日”，到了“手迹本”的释文中，成了“一九九三年四月廿八日”！（“增订版”此条文末另有落款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 这就有了笔者的第一个疑惑：山东的自牧先生（他曾多次给耕堂老人寄赠书籍）究竟是哪一年给耕堂老人寄赠《何典》的？从“手迹本”提供的影印件来看，此处本身就不清楚，那么，编者大概是根据“贺余八十岁生日”一语判断出是1993年的（耕堂老人出生于1913年5月11日），但众所周知，民间一直就有“做九不做十”的做寿习俗，故“增订版”中作“1992年”亦自有其道理。 如上所述，从形式上看，“手迹本”中所收的全部内容都可视作“‘书衣’文”，而具体到《何典》条，“书衣”上就只写了这么几十个字，而空白部分又容纳不了“增订版”中的其余文字——那么，由此是否可以推断出如下结论：“增订版”中所收的近千余字，是另有出处的——这也是其之所以被收入《耕堂题跋》的原因（《耕堂题跋》中的内容，耕堂老人自己生前并未将其编入《耕堂书衣文录》中，“增订版”的编者对“耕堂题跋”有注释如下：“这些题跋，大都是一九九○年至一九九四之间，作者购书和收到读者或亲友赠、寄的书之后，随时写下的文字。其作法与写作《书衣文录》，基本上是一致的。”见该书第158页）；这另一出处，并非“书衣”，它或者是写在诸如该书的扉页上，或者干脆就是写在稿纸上的，等等。 如果上述推断没错，在这另一出处中，耕堂老人大概不至于把年份写得那么模糊吧！总之，自牧先生究竟是1992年还是1993年给耕堂老人寄赠的《何典》，是可以弄清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