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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的反故事化倾向，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52年，无声音乐《4分33秒》在纽约一座半露天音乐厅初演，这部被称作“四分半钟的寂静”的乐曲，堪称先锋音乐的颠峰之作，开启了一个无限休止的“零”的神话。奉卡夫卡为鼻祖的现代小说家，已毫不迟疑地揖别革命、苦难、希望和爱情等文学主题，在拥抱琐屑而平凡的日常生活时，将艺术对宏大叙事的改造坚持到底。在某种意义上，法国作家加缪有关“现代作家不再讲故事”的断言，几乎成为当代人文艺术的真实写照。 其实，对于叙事前景的这种黯淡，批评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1936）中也曾有过近似的预言，现在看来一语成谶，“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我们遇见一个有能力讲好一个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而他对此的进一步分析却发人深省。在本雅明看来，这是一种现代性社会独有的精神症候。在这里，人类经验的交流变得贫乏而空洞，人们只能固守于有限的精神时空，而无法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实现自我超越。在这里，“消息”及其衍生物，成为新时代的标志和符号。“消息传播与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如果讲故事的艺术日渐稀罕，消息的广泛传播就是这种状况的祸首”。 显然，这是故事所面临的时代语境。依照英国理论家福斯特的定义，所谓故事，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在传统社会，这种叙述的功能是由农夫和水手完成的。他们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承担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与生活想象。但是，当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抛入一个以“流动性”为特征的社会时，“农夫”和“水手”的面孔变得日渐模糊，报纸垄断了日常阅读，信息取代了人文教养。那些曾经氤氲于日常生活的“灵韵”，那些曾经牵连起族群记忆的“灵韵”，那些曾经温暖过无数心灵的“灵韵”，真的在渐行渐远。可以认为，故事的消亡，既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不得不正视的后果。 故事的消亡消解了语言符号的魅力。作为隐喻的语言，其实有一种双重性格：一方面是自然世界的命名者、固定者或“牢笼制造者”，另一方面又是陈见的破坏者、拆解者或“麻烦制造者”。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双向运动中，语言在具体的言说中保持着一种锐意创新、力去陈腐的冲动。而故事以及对故事的讲述，正是这种存在最核心的载体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的消亡，使得语言很遗憾地退守于概念把握和判断分析层面，在客观上消减了语言的原初创造力。 故事的消亡迫使人们远离生活世界。口耳相传的经验曾经是一切故事的灵感源泉。无论是西方经典《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还是中国汉代史传、六朝志怪、唐人传奇，都无一例外地与人们的生活相关，又在口述与案头中回到人的生活世界。然而，故事的缺席，使得生活的滋味不再有趣和细腻，生命的逻辑也因此显得乏味和机械。长期以来，人们赖以认识自我、阅读生活的一个重要渠道戛然而止。历史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循环，对于时间的体验开始消失，碎片化的生命感觉笼罩了日常生活的全部。作为故事的尺度的神秘性，作为生活的尺度的想象力，都随着故事的消亡而烟消云散。 故事的消亡堵塞了多元性的可能。故事的神秘是人类能够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人类失去多元的时空维度。实际上，在文化的意义上，多元性是人性与故事的共同处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是与个性、故事密不可分的。没有许多个性，就不存在任何个性；没有许多故事，也就不存在任何故事。杜绝了对多元性的追求，真实生活的内在张力也随之被剥夺。同样，在以同一性为标志的艺术界，多元性显然只是一个失落的梦。在这里，躲避崇高，不仅是一种题材选择，更成为一种美学追求。这同时也意味着，回到故事，是另一种方式的对崇高的固守，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