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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国族想象 丹纳在文学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中将种族放在首要位置上，可见种族想象对文学的重要性犹如基因。 对于小说，无论我们将叙事、审美的重要性强调到何种高度，不可否认，我们依然对小说的故事、认知功能保持敬意。在我国，小说是在20世纪取得其强势地位的，是跟我国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现代性追求分不开的。我们很容易想到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论小说与群治》中的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并提出“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都“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正是对小说功用的强调提高了小说在文苑中的地位。同时他也用笔从事着描绘未来图景、塑造国家新貌的工作，如《新中国未来记》就试图绘出一个理想的未来中国形象。20世纪初，多数作家走上写作道路都很自觉地将文学与改造国民的灵魂联系在一起，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讲述的那个弃医从文的故事一直为后人牢记，“揭除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他从文的主要目的。“上医医国，中医医人”，由面对个人身体的医生变成疗救社会灵魂的作家，这是鲁迅的选择，也是国家危难之际一代人的选择，所以文学研究会要求文学要“为人生”；《狂人日记》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沉沦》发出祖国为什么不强大起来的吁告，《家》中觉慧的投入革命，《雷雨》中周冲的美好理想都说明那个时代作家肩负着启蒙的历史使命。后现代主义批评家杰姆逊以“民族寓言”解读“第三世界的文本”，他以鲁迅的文本为例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指出“即使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这代作家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他们的作品能够引起时代共鸣的内在原因，作品像镜子，人民能够从中照见自己的命运。 与作家们的内心愿望如出一辙，文学史的书写也贯穿着国族想象的现代性命题。王德威认为：“小说家是讲述中国最重要的代言人”，所以他将小说与中国的位置调换了，不谓中国小说而谓之小说中国。 在我国新时期的大学文学教育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并列成为中文系最核心、最重要、占课时最多的课程。文学史知识总是容易被遗忘，难以忘怀的是“鲁郭茅巴老曹”这个“排座位、分果果”的命名。胡适曾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张爱玲喻之为“苍凉的手势”。叙事学让我们知道历史是叙述的结果，真实乃一种幻像，客观是一种追求。程光炜常年治史，也许是受了先锋小说将小说炮制过程推上前台进行揭秘的影响，他在《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中将这个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命名的原委一一道来。其中涉及很多文学故事与历史故事、政治故事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尤其是像鲁迅这样一个核心坐标的设定，是各种合力的结果，海外汉学家与内地鲁迅研究家呈现出对鲁迅的不同情感浓度尤其说明了国族想象的力量。程光炜视野开阔，他在讲述过程中加入了诸多旁证和文史景观，历史恢复为一条流动的河，奠定河床的或许正是国族想象，比如讲鲁迅形象的树立时参照了许广平的言行如何汇入时代的河流，而且许广平作为鲁迅遗孀在新中国获得的社会地位等等都被考虑进来。程光炜将这些经典作家重新恢复为多种身份的人，恢复为多种关系的结点，将他们置于具体的时代和地理环境中，既重视创作主体的意愿，又清晰地揭示这种意愿如何与传播过程中的合力发生作用。我们时常能够感觉、意识到权力对于文学传播的巨大作用，程光炜则将这种作用具体化、历史化了，除了引入形成文字的注脚之外，他加入了自己的阅历和治史者的温情与理解。刚刚辞世的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印刷书籍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不断复制，保持一种近乎永恒的形态，从而赋予语言一种固定性，成为现代民族想象的重要媒介。他还着重指出：小说和报纸，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报纸像宗教的祈祷行为一样使我们产生一种与并不认识的人们之间的共同关注，小说尤其能塑造我们对于种族、时代、环境的想象。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提到《鲁滨孙漂流记》是英国海外殖民时期宗主国意识形态海外传播的重要文本。伍尔夫则认为《鲁滨孙漂流记》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作者笛福始终坚持用“他自己的透视感”，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视点。这两种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借用韦勒克的术语说一个是外部/形式研究，一个是内部/内容研究。二者均是由文本解读出来的，可以说，这种透视感恰恰更好地为传播意识形态服务。 历史回望让我们感受到文学传播过程中国族想象的重要性。在今天，尤其是“70后”的写作中，经典焦虑症正在弥漫开来。如何写出激动人心的经典作品，进入文学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一代人面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