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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与红色基因 张江:事实上，“红色经典”在当下有市场，被欢迎，从接受学的意义上讲，与其说这是一种艺术鉴赏行为，毋宁说这是一种文化基因的寻找和对接。中华民族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所积淀的红色文化基因，需要在当下的文化形态中被印证、被辨识，从而实现文化的对接。“红色经典”无疑具有这种辨识功能和对接功能。 殷实:中国的近代革命勃兴于辛亥，但真正使我们这个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但无论是中国革命的意涵，还是“红色基因”这样的象喻，在今天的理解都已经被严重狭义化了。人们要么过分拘泥于对史实、事件的纠缠，要么彻底陷入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理解套路。人们对中国革命在历史实践中的巨大活力，对于其继续补益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资源性价值，在认知方面出现了某些偏离。而这种对“基因”的怀疑和动摇，则会造成当代中国社会精神文化力量的涣散、社会进步理想的匮乏，并最终导致整体意义上民族主体意识的消亡或者说集体性“自我”的丧失。这样，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就再次成为一个在今天必须回答的问题了。很显然，重构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焕发中华民族的精神自信，绝非讲革命故事、复述“红色”人物生平那么简单，“基因”识别、“基因”强化，乃至在现代语境下思考“基因”重组问题，才是重中之重。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文化中很多宝贵的积淀：那些圣明的人学，那些道法自然的宇宙观、生命观，那些活泼而又悲凉的诗意，对来自域外的唯理主义、唯科学主义———如今可能是唯资本、唯市场主义，正可以构成微妙的反拨与纠正。我们古老的传统，或可经由一种现代的启蒙改造而转化出生机，在新的历史时空继续绽放异彩，甚至为今日的人类文明给出新路。 另外一方面，对文化“自我”的辨识，或者说重拾文化自信，又必须与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也就是要在现代语境中确立我们的文化信念、振奋我们的文化精神。我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事实上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是中国革命这一决定性的“基因”。中国革命的壮烈实践可以说史无前例。这场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权易帜和制度变迁，还有意义深远的对文化与文明意涵的重要修正：它以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创建——社会主义理想为指导，在苦难的东方大陆尝试一种最终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体系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更是与近现代以来的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紧密关联的。而当作为这些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重要源头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我们自身的现代化诉求相结合的时候，更是产生了一种批判的、完全有可能克服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的文明新特质。 如果我们确信要走自己的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那么百年来牺牲巨大的图强奋斗，曲折坎坷的民族复兴努力，实际上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既有明确的思想路径可循，也有弥足珍贵的新文化为傲。只要我们坚定这样的历史精神主线，回归民族的精神“自我”，回归历史创造的主体地位，我们的文明、文化自会发育生长出全新的枝叶。 张江:“红色经典”是血与火的记忆。它以文学艺术特有的形式，铭记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既有风雨如磐、刀光剑影，也有激情澎湃、舍生取义。从这一意义上说，“红色经典”所铭记的历史越久远，“红色经典”自身的存在和延续越有必要，因为它关乎初心，关乎来路，关乎自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