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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晚唐时期的民族角力中,中原王朝较多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晚唐李商隐诗云“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道出了唐方财富枯竭、疆土沦丧的困境。因而唐方流落至边疆民族的俘虏与滞留人员数量更大、遭难更深。贞元二十年,吕温出使吐蕃,途中所作《题河州赤岸桥》《经河源军汉村作》即表彰了河湟遗民不惧岁月久远依然坚守待援的忠贞品格,但遗民到底经历过怎样的苦难,吕诗并未涉及。这个答案,到了元稹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缚戎人》时,终于揭晓。元诗借一位被唐朝军队当作间谍而俘虏的逃归汉人之口,详述了从天宝末年到贞元、元和之际这消息断绝的五六十年间遗民群体所经历的非人折磨。特别是写蕃兵攻陷城垣一段,尤为惊心动魄:“烟尘乱起无亭燧,主帅惊跳弃旄钺。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阴森神庙未敢依,脆薄河冰安可越。荆棘深处共潜身,前困蒺藜后臲卼。平明蕃骑四面走,古墓深林尽株榾。少壮为俘头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敌人来袭,防守主将惊而弃奔,遗留下一城居民,苦心躲避而终不免被俘遭系,头髡足刖。与元诗类似的,还有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写唐文宗大和三年成都遭南诏洗劫的惨状。组诗依时间顺序,分写“初出成都闻哭声”、“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出青溪关有迟留之意”、“别巂州一时恸哭云日为之变色”、“入蛮界不许有悲泣之声”五个典型场景,记录下俘虏们离国愈远、遭难愈深的精神熬煎,深刻揭露了古代民族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无穷祸患。 因为战争所产生的大量滞归人,其个人命运无疑是凄苦的。然而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大背景下,有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加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正面推动作用。吕温出使吐蕃期间,又有《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时袁生作僧,蕃人呼为袁师)》一诗:“忆年十五在江湄,闻说平凉且半疑。岂料殷勤洮水上,却将家信托袁师。”这位袁生,是贞元三年吐蕃平凉劫盟时被俘的袁同直。当年的平凉盟会,吐蕃突然发难,致使崔汉衡、郑叔矩、袁同直等一众唐方使团成员被俘,从《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的相关记载来看,劫持的场面极其混乱惊惶,众人被俘后的流徙也令人发指。但是,由于吐蕃王廷信仰佛教,而其本境的佛教人才相对匮乏,所以使团中像袁同直这样的通晓佛理者,不久又被吐蕃作为经师使用,其后获准归唐。袁同直的命运逆转,不仅有幸保全其个人性命,也为促进唐蕃文化交流、加深汉藏两大民族间的理解与认同,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在各种滞留人员当中,袁同直自然属于级别较高者,更多的还是普通的下层兵士与民众。他们被裹挟在民族战争的腥风血雨之中,很难左右自身命运。但是当战争的烟尘消弭,他们还是会尽力谋求生存繁衍。元稹诗中所写的那位逃归老兵已在沦陷地娶妻生子,而晚唐张祜《听简上人吹芦管三首》其三云:“月落江城树绕鸦,一声芦管是天涯。分明西国人来说,赤佛堂西是汉家。”“赤佛堂”,据《旧唐书·高仙芝传》中“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讨小勃律)”之记载,其地应该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与西藏自治区西北部交界地带。安西、北庭自安史之乱以后一度借道回鹘向唐传递消息,但贞元六年回鹘相颉干迦斯被吐蕃打败,史称“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否,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旧唐书·吐蕃传下》)。西州位于今天的新疆东部,而通过张祜这首诗可见,即便是在更加遥远的新疆西部边境,当时仍然有汉族民众在那里聚居。这些困守他乡的“西州人”,虽然受害于战争,但他们不轻易向命运屈服,而是像马兰花一样,扎根于茫茫戈壁之中,勇敢地生存下来,繁衍下去,为中华文明的传播,为各民族兄弟情义的深化融合,久久为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地方行政与文学关系研究”(15CZW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