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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多民族诗学交融 乾嘉时期，不仅诗学著作繁盛，而且在批评实践、理论范畴和体系，乃至思想深度等方面都达到了清代诗史的高峰。相较于汉族诗坛，蒙古族诗歌创作产生的时代较晚，诗学批评理论在元明仅仅萌芽，入清才开始加速发展。在蒙古族诗学发展的进程中，汉族诗学的影响十分明显，乾嘉诗坛蒙古族诗学理论的兴起、繁荣是与汉族诗学理论整体繁荣的大背景分不开的。汉族诗论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地对蒙古族诗学观念、诗学批评、诗学理论产生着影响。 乾嘉是诗学兴盛的时代，“格调说”、“肌理说”、“性情说”与之前诗坛盛行的“神韵说”余响并存，诗家对此莫衷一是。为了跟从主流文学观念对诗歌创作的导引，作为乾嘉八旗诗坛盟主的法式善，力图以调和的方式对袁枚的“性灵说”进行改造。因此，他提出的“性情说”，一方面借鉴了“性灵说”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对王士祯的“神韵说”大加推尊。除了法式善，其他的蒙古族诗人大多没有诗论专著，然而通过他们的诗歌作品，依旧能看出其文学思想和政治理想。谛视乾嘉诗坛蒙古族诗人的诗学理念可以发现，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视为自己思想的来源之地，从根本上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他们的诗学思想体现了乾嘉诗坛多民族诗人间密切的诗学交流和文学创作理论的互动，影响着清代诗歌发展的轨迹。而乾嘉诗坛的主流诗学思想，经过蒙古族诗人的接受、揄扬、辨析，也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随着乾嘉文士文学创作的重心逐渐下移，少数民族汉语创作作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意义愈益突出。在蒙古族汉语创作者的身份之下，更多的是蒙古族诗人们在汉文化圈相似的成长背景，兼通满、蒙、汉多种语言才能和由科举入仕的文化身份，对汉文化学术传承的家族传统（如法式善家族、和瑛家族），这些共同促进了他们与汉族文士在诗学观念上的趋同。自然，话语融通背景下的乾嘉诗坛的蒙古族诗人，是乾嘉诗坛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诗学理念追步乾嘉主流诗坛，这个特征可以从其创作中寻找到。因此，在当下研究乾嘉诗坛蒙汉民族融合视域下的演进，既是一种跨越蒙汉文化语境的学术研究，也是蒙汉文化间视点、立场的交融，更是主流文学学术领域和多民族文学创作领域如何解决文化问题的对话与交锋。这种跨文化的交融，不仅使思想内容得以展开，也使思维主体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处境得以彰显。对于蒙汉文学交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某些文学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能够拓展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促进和带动多民族文学交流。 蒙汉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诗歌创作，反映了对汉文化圈、蒙古族文化圈、多民族交融文化圈的理解，以及蒙古族汉诗创作者在这三种文化圈交织的空间里的存在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研究”（14BZW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