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两篇报刊文章发表之后，又经过一年的沉淀和准备，巴特于1966年2月出版了《批评与真理》一书，作为反击《新批评与新欺骗》的总结性论著，后来也常被视为新批评的宣言。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旧批评的批判和病理诊断。巴特逐一分析和反驳了旧批评的三条规则——“客观”“品味”“清晰”，最后得出结论：传统的实证主义批评患上了“象征缺失症”，它不懂得文学是一种象征性的、多义的、多解的语言，只知道对文学文本做字面理解和词汇训诂。第二部分是巴特对自己的批评观的正面阐发。他首先把文学批评话语的新变化放在20世纪人文科学话语整体变化(“评论的危机”)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他以萨德、尼采、拉康、列维-斯特劳斯为例，说明现代人文科学的表述方式整体上发生了巨变，思想家与作家、知识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了：“论说之言正在发生变化，它拉近了批评家与作家的距离：我们进入了评论的整体危机，这种危机的重要性不亚于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的转变”。而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语言问题的重新认识：“人们发现了——或者说重新发现了语言的象征性，或者象征的语言性”。“如果作品是象征性的……那么批评者的语言本身也可以是象征性的吗？”⑨ 接着，巴特从文学作品本质上的象征性、多义性入手，具体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任务。他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是意义与形式的关系，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赋予作品意义，即通过批评者的话语让原本只是形式的作品产生意义，就是“让一种二级语言(即一些内在一致的符号)漂浮于作品的一级语言之上。总之，它是一种变形”⑩。这一变形过程就是批评的过程。批评作为对原作的变形，要服从三个要求，这也就是巴特阐释方法的三个特点：(1)重视整体结构，根据整体来阐释局部；(2)把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的方法相结合，根据象征逻辑来阐释作品，复现作品的象征性条件，这才叫“尊重作品”；(3)阐释要通向一种新的主体性，即承认主体是一个空无，一个缺席，作家围绕这个缺席的主体来编织他的无限变形的话语，也就是说，作家的主体并不先于其写作活动而存在，主体只存在于语言的象征性机制中。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巴特与皮卡尔之间的这次争论实质上是两种批评观和文学观的对峙。双方对“客观”“历史”“事实”“回归文本”“尊重作品”“真理”(真实)等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简言之，他们都在求真，但皮卡尔追求的是历史之真，或客体之真，巴特捍卫的是写作之真，或主体之真。前者追求的是回归作品源头的历史主义，后者追求的是批评主体此时此处的历史性，亦即批评话语的当下性。对于强调主体之真的巴特而言，永远没有固定的真理，历史性和客观性是随着批评主体的时空坐标而变动的，批评者有权力、有必要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言说过去的文学，并以这种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时代。也就是说，虽然批评的对象是过去的作品，但批评的本质则是批评主体的自我建构：“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活动，是深深介入到批评者历史和批评者主体(这是一回事)的存在之中的一系列知识行为”，“批评是两段历史、两个主体性的对话，即作者的主体性与批评者的主体性之间对话。但这个对话以非常自私的方式完全偏向于现在：批评不是对过去的真理或他人的真理的‘致敬’，而是对我们自己时代的可理解性的建构”(11)。 通过这次长达三年的论战，巴特不仅更加明确了他的批评观，也更加深化了他的写作观。当他为自由阅读(主观性批评)辩护的时候，他也在为自由写作辩护，因为批评和写作在他那里是合二为一的语言活动：“新批评是一种充分的写作行为”，是语言的“越界”。这是他对文学批评提出的最具个人特色、也是最具时代特色的理解和诉求，同时也是传统批评对他攻击最猛烈的一点，正如他在《批评与真理》开篇所说，旧批评突然对新批评实施“集体审判”，因为它不能容忍(它害怕)批评也变成写作，变成一种危及语言秩序的创造性的元语言。在该书的结尾，巴特又通过区分普通读者的阅读和批评者的阅读再次确认，批评的真理在于写作，在于对语言创作的渴望：如果说“阅读就是渴望作品”，那么“从阅读转向批评，就是改变愿望，就是不再渴望作品，而是渴望(批评者)自己的语言”。(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