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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朗松主义的信奉者们总是要根据所谓的作者意图来解释作品，认为找到了作者最终想说什么，就等于还原了历史真相，所以他们只知道研究作者，却从不对文学的本质进行思考，仿佛文学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自然现象。而这种“自然”的文学观其实是基于传统的习见，即以为文学“自然”是对作家意图的表达。然而，巴特认为，在人的意图性这个问题上，传统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太过粗浅，是一种完全过时的决定论，而这种把文学等同于作家意图之表达的观念因此也是“一种完全片面的文学观”。事实上，文学的形式、功能、体制、理由、纲领，都是随时间而变化的，都是相对的，“文学史家要研究的应该是这个变化过程和这种相对性”，然而大学的实证主义批评却看不到这种变化，一味地强调客观的历史主义，忘记了批评主体本身的历史性：“这里的矛盾在于，历史批评拒绝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一种无时间性的文学本质”③。 其次，朗松主义的信奉者们坚持作品和生活之间具有“相似性”的工作假设，强调“来源”研究。他们总是试图用作品外的事实(动机、情感、心理)来论证作品本身的意义，热衷于对作家生平细节的考证，只想弄清作品中的人物相当于作家生活中的哪些真人真事，却不懂得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其意义要在作品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巴特认为，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因果决定论，它尤其把外部原因看得比任何原因都重要，所以大学批评不能接受那些坚持文学批评的内在性原则的各种新方法，如巴什拉尔的现象学批评、理查尔的主题批评，或巴特本人的结构主义加精神分析批评。与这种外部研究相反，巴特一直坚持文学批评的内在性原则，这其中既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也有精神分析的影响。由于精神分析的影响，巴特认为文学作品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语言之外的生活原型的破坏，文学作品与作者以及外部世界的关系往往是一种扭曲变形的关系，阐释文学作品不需要以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为依据；文学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作品的原型就是作品本身”，其意义来自于读者的多重解读。 巴特在《两种批评》一文的结尾处还分析了大学批评为什么如此固执地拒绝内在研究，只允许实证性研究。其中的原因，除了决定论意识形态在作怪之外，也许还因为新旧两种批评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新批评是一种高扬主观性的自由批评，在旧批评看来，它似乎只需要对作品具有好奇心，而不需要客观而科学的事实分析，无法检验和考量，而实证性研究则要求渊博的学识，需要很强的技术性知识。大学教授们不愿意改变知识形态，是为了把实证性研究变成维护大学选拔机制的工具，也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威性。 在《何谓批评》一文中，巴特更加严厉地批判了朗松主义意识形态(即大学的实证主义批评)的虚伪性。朗松主义宣称拒绝一切意识形态，只要求严谨和客观的科学研究，但它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以某种“哲学公设”为前提。朗松主义者们不仅对自己的意识形态避而不谈，而且还为这种隐藏的意识形态“裹上了严谨性和客观性的道德外衣：意识形态像走私商品一样被偷偷地装进了科学主义的行囊”④。他们把严谨和客观变成了道德标准，来审判阐释性批评的意识形态立场。巴特想说的是，有立场不是罪过，罪过在于掩盖自己的立场，做出一副客观和科学的样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