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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严歌苓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教他们俄国和欧洲经典小说的苏联教授，在给和她一样痴迷于文学的作家们授课时，曾告诫道，全世界每年都在出产数以百万计的小说，为何就需要你那本?严歌苓明白教授是提醒他们，写一本小说，要找到非写它不可的理由。作为一个高产作家，她已然是著作等身，再多写一本，就如她自己在日前举行的长篇小说《芳华》新书发布会上所说，一定要有非常重要的理由。 严歌苓写《芳华》，也正因为她找到了这样的理由。从小说形式的层面看，她所说的这个理由，即她找到了一种新的叙事形式。“不同于我过去用镜头来写，这次用的第一人称。老是用第三人称写，我觉得很疲惫了。”而第一人称叙事使得她可以在小说里把主观和客观融为一体，并在其中做非常自由的转换。“这是我过去写小说所没有的，就是我愿意什么时候扯到谁就扯到谁。这看似随意，实际上经过了非常精心的设计。应该说，我闯开了我从来没有闯过的一个叙事架构，一个极其主观又极其自由的叙事构架。” 但从小说的内在看，与其说严歌苓找到了这个形式，不如说她找到了“景”背后的那个“象”。诚如评论家陈思和在日前于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行的“战争硝烟里的人性亮光———张翎新作《劳燕》分享会”上所说:“优秀的作家一般有两套笔墨，一套是描绘现实场景，另一套是要写出文字背后的象。这个‘象，是一种观照，没有‘象，的文学达不到那种深度，也很难说是一种好的文学。” 严歌苓:以青春回望的“景”透视生命与时代的“象” 严歌苓之所以写《芳华》，源于导演冯小刚四年前的一个建议。当时，冯小刚建议与她一起合作一部文工团题材的电影。“他给我讲了他在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服役时发生的故事，还有他认为这个故事拍出来应该什么样。”她当即答应了下来，但转念一想觉得，要写还应该写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人物、生活和故事。“一开始给我一个所谓的纳博科夫式灵感战栗的东西，应该说来自我的真实经历，来自我的那些战友。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跳舞跳了8年，后来当创作员又当了5年，和这些战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所以一些细节简直太生动了，我回忆起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战友当时的那种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这是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 当然说到底，严歌苓写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隐藏在西南部都城的一座旧红楼里、某部队文工团的内景中发生的故事。小说里的叙述人，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看似严歌苓自己，其实和她本人有一些距离。这种距离让她和叙述人之间有一种游离、变换，也让她得以融入自己的一些真实经历和感受。“在小说中，我也讲了大量的真话，讲了我对当年一些战友，尤其是对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在青春时期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反思。我很长时间里都在想，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的欲望是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个弱点，由此导致其中四个女兵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有了不同的命运。” 事实上，《芳华》里的核心人物，与其说是这四个女兵，倒不如说是男兵刘峰。一个过去时代里堪为模范英雄式的人物。严歌苓说，那时候，平凡即伟大，刘峰帮小说里每个人的忙，帮他们修地板、钉钉子、补袜子，在那时这样的人就是英雄，他的英雄因为他平凡，他平凡到了最不起眼的地步，但他是具有美德的人。“那问题就来了，这样一个英雄到底可不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爱一个人，可不可以爆发一个男性对女性正常的那种身体接触?” 而这部小说，严歌苓原定的书名即是《你触摸了我》。正是刘峰与林丁丁的一次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身体接触使得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命运走向，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让严歌苓深思的是，何以在现在看来极为正常的一次接触，在那个年代里会显得如此不同寻常?究其因在于，很多人都出于自我保护，都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对别人的迫害。“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是一种从成熟向幼稚的退化。你加入迫害别人的行列，实际上是在找到一种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正在经历的那种危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落到你头上，所有，你只有加入到那个群体里，才能感到安全。”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前“文艺女兵”，在时隔四十多年后对自己青春时期的女兵生涯的深情回望里，还融入了严歌苓内心最深、最细微、最不为人知的个人经验，以及她心中最有痛感、最刻骨铭心的那些内容。正如有评论所说，青春荷尔蒙冲动下的少男少女的懵懂激情，由激情犯下的过错，由过错生出的懊悔，还有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些都构成了《芳华》对一段历史、一群人以及潮流更替、境遇变迁的复杂感怀。 与此同时，严歌苓与当时的小女兵萧穗子在小说里构成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关系。她以《芳华》“致青春”，看似寻常意义上的青春回望，其实是意在引领读者透过外在的形，看到隐藏其后的象。也正是生命的恣肆、人性的层次以及时代的特征等，使得《芳华》有了迥异于一般回忆写作的繁复的调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