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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扬宗教，同时搀入儒家伦理观念，显示儒佛道的结合 明末方汝浩(即清溪道人)撰《新编扫魅敦伦东度记》，又名《续证道书东游记》，简称《东度记》，描写晋朝达摩东度的故事。作者取名“扫魅敦伦”，既充满神怪色彩，又充分反映明代的社会现实，强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清代世裕堂主人崇祯八年撰《〈扫魅敦伦东度记〉序》指出此书：“扫魅还伦，尽归实理”，“观者有感，愿为忠良，愿为孝友。”(36)清代佚名《阅〈东度记〉八法》认为：“不厌伦理正道，便是忠孝传家。任其铺叙错综，只顾本来题目。莫云僧道玄言，实关纲常正理。虽说荒唐不经，却有禅家宗旨。”(37)皆揭示出此书命名意在结合儒佛的创作倾向。 明代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国师金碧峰、道士张天师协助郑和等人完成下西洋的壮举，体现佛道结合。明代余象斗编《南游记》，又名《华光天王南游志传》《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明代谢肇淛《五杂组》指出小说之名富含寓意：“华光小说，则皆五行生剋之理，火之炽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扑灭，而真武以水制之，始归正道。”(38)据贾二强考证，“五显是始见于宋代民间的一路神道，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曾广为流传。华光是佛家的一位菩萨，时见于佛典之中。”(39)作者将道教之神和佛家菩萨同时置于书名之中，同样反映出佛道结合的趋势。 明清小说善于借助小说命名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强化小说的社会功用。忠孝节义是小说命名寓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浒传》中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李卓吾在《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卷六十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回评中对此评论道：“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40)宋江为聚义厅改名是《水浒传》情节的重要转折点，所以李卓吾评点提醒读者“不可草草看过”。清代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探讨《水浒传》作者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原因：“施耐庵见元臣之失臣道，予盗贼以愧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41)很显然，改名为“忠义堂”，作者藉以突出“忠义”的主旨。《水浒传》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宋江派戴宗、燕青带上闻焕章给宿元景太尉的书信，前往东京，希望有机会接受朝廷招安。燕青当面向宋徽宗表达希望接受招安的愿望，提到“忠义堂”：“燕青奏道：‘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42)“聚义厅”与“忠义堂”，堂名虽然只有两字之差，寓意相距甚远。 明清时期也有不少小说直接把“忠”“奸”等字眼嵌入小说，如明末时事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等。明末佚名所撰时事小说《梼杌闲评》揭露宦官魏忠贤的行径，虽没有以“忠”“奸”命名，但取名“梼杌”，亦有寓意，《辞海》云：“梼杌，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名，常用以比喻恶人。”作者以“梼杌”鞭挞奸臣魏忠贤之流。 《金瓶梅》是一部寓意很深的小说，小说以“官哥”“爱姐”作结，寓含孝义和仁爱之旨。清代张竹坡云：“《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见作者之以孝哥结也。”(43)在《金瓶梅》第一百回《韩爱姐路遇二捣鬼 普静师幻化孝哥儿》回评中，张竹坡再次对“孝哥”一名寓意加以阐释：“以捣儿、孝哥结者，孝弟乃为仁之本也。幻化孝哥，永锡尔类也。……呜呼！结至孝字至矣哉！大矣哉！……第一回弟兄哥嫂以‘弟’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夫以孝弟起结之书，谓之曰淫书，此人真是不孝弟。”(44)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以“孝哥”作结，表明作者意在宣传志士孝子悌弟，宣扬孝道。《金瓶梅》中“爱姐”命名也有深刻的寓意，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云：“《金瓶梅》是部改过的书，观其以爱姐结便知。盖欲以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也。”(45)在《金瓶梅》第九十八回《陈敬济临清逢旧识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的回评中，张竹坡称：“此回以下，复蛇足爱姐何？盖作者又为世之不改过者劝也，言如敬济，经历雪霜，备尝甘苦，已当知改过，乃依然照旧行径，贪财爱色，故爱姐来而金道复来看敬济，言其饮酒宿娼，绝不改过也。虽有数年之艾在前，其如不肯灸何！故爱姐者，艾也，生以五月五日可知也。”(46)在《金瓶梅》第九十九回《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窃听陈敬济》的回评中，张竹坡又指出：“此回乃完陈敬济一人之案。其取祸被杀，总是不肯改过，故用以艾灸之，则爱姐乃所以守节也。且欲一部内之各色人等皆改过，故又以爱姐结于此，且不及于一百回。总之作者著此一书，以为好色贪财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47)《金瓶梅》中，爱姐生于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被称为恶日，民间举行插菖蒲、艾叶等活动以驱鬼、避疫，张竹坡认为，“爱姐”的“爱”音同“艾”，作者著书是为好色贪财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与此同时，以“爱姐”作结还有另外一层寓意，那就是通过爱姐为陈经济守节的行为，作为西门庆等人贪淫的对照，歌颂仁爱和节义。 除《水浒传》《金瓶梅》以外，还有很多小说命名宣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例如，《醒世恒言》第三十卷《李汧公穷邸遇侠客》，房德忘恩负义，要谋害曾经救他一命的李勉，得到家人路信相救，“路信”一名自有寓意；明代陆人龙著《型世言》第九回《淫妇背夫遭诛 侠士蒙恩得宥》，作者为仿效唐代冯燕义行的男子取名为“耿埴”，寓意“耿直”；(48)明代梅鼎祚撰《青泥莲花记》，以“青泥莲花”之名比喻历代娼妓之中也有节行；(49)清代小说《世无匹》中，干白虹行侠仗义，学憨主人《世无匹题辞》云：“请观其命名曰《世无匹》，标其人干白虹，彼所寄托，已约略可睹矣。”(50)学憨主人分析《世无匹》书名以及人名“干白虹”的寓意，正是作者寄托之所在。作家借这些小说命名歌颂诚信、节义，“有裨于世道人心”。相反，小说作者对那些负心、负义的行径予以鞭挞，比较典型的是明代文言小说《中山狼传》。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云：“李空同与韩贯道草疏，极为切直。刘瑾切齿，必欲置之于死。赖康浒西营救而脱。后浒西得罪，空同议论稍过严刻，马中锡作《中山狼传》以诋之。”(51)中山狼的典故出自春秋时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一事，比喻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之人。康海(西安府武功县人，即今陕西武功县武功镇浒西庄人)对李梦阳(号空同)有救命之恩，而李梦阳负之，故有《中山狼传》之作。明代康海、汪廷讷、陈与郊都创作同名杂剧，这一题材在当时影响很大，到《红楼梦》中也将贾迎春的丈夫、忘恩负义的小人孙绍祖称为“中山狼”，其寓意均在于鞭挞负心、负义的行径。 借助小说命名宣扬“情”与“礼”的结合，强调社会教化，也是明清小说命名的寓意内涵之一。明末冯梦龙提出著名的“情教”观，他在署名“詹詹外史”所作的《〈情史〉叙》中指出：“《六经》皆以情教也。”(52)在署名“龙子犹”所作的《〈情史〉叙》中又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53)冯梦龙所说的“情”不仅指男女之情，而且指人间的各种情感；他提出“情教”，既提倡真情，又主张不逾越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命名中也显示出这种命名趋势，清代名教中人编《好逑传》，书名取《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意，寓示才子铁中玉与佳人水冰心相爱而合乎礼教的行为。清代号称宣化里维风老人《〈好逑传〉叙》分析“好逑”之意，认为所谓“好逑”，意谓“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爱伦常重于爱美色，重廉耻道德超过重婚姻，(54)将礼教置于情感之上，做到“情”与“礼”的结合。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醒风流》《飞花艳想》命名表达同样的寓意。隺市道人撰《〈醒风流〉序》称：“是编也，当作正心论读。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其功不小。”(55)清初刘璋《飞花艳想序》主张将男女风情与忠孝节义相结合，认为“花飞矣，想艳矣，亦花艳矣，想飞矣，偏于忠孝节义之谈，而心及饮食男女之事”，希望这部小说“令人读之犹见河洲窈窕之遗风。则是书一出，谓之阅稗官野史也可，即谓之读四书五经也亦可”。(56) 明清很多小说命名体现宣扬教化之寓意，如明代吴还初《新刻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此书卷首《新民录引》云：“将以明者新之民，而以新者效之君。”教化百姓以效忠君王。“新民公案”一名取义于《周书·康诰》，意即地方官审理案件应以教化为重。(57)清褚人获撰《坚瓠集》，毛际可《坚瓠四集序》云：“稼轩褚先生以《坚瓠》名其书，且不敢自比于庄叟五石之瓠，以示其无用。然人徒知有用之为用，而不知无用之为用。……大旨主子维风教、示劝惩，博物洽闻，阐幽探颐，下逮闾巷歌谣、闺阁怀思之细，无不取之秘笈，先后问世。”(58)清代俞万春创作《荡寇志》，作者仇视以宋江为首的108将，杜撰出宋江等被张叔夜剿灭的故事，消除《水浒传》带来的影响，其命名“荡寇”寓意正在于此。清代东篱山人咸丰七年作《重刻荡寇志叙》云：“余见其原刊大板，逐卷详恭，觉虽小说，实有关世道人心。志曰《荡寇》，诚非虚语。顾特恐传之难遍也，爰校其舛讹，重付剞劂，宛成袖珍，俾行者易纳巾箱，居亦便于检阅，流传遍览，咸知忠义非可伪托，盗贼断无善终，即误入歧途者，亦凛然思，翻然悔，转邪就正，熙熙然共享太平之乐也，岂不休哉！”(59)另外，《三侠五义》中包拯命名寓意救国救民，清代石玉昆述《三侠五义》第三回《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云：“且说当下开馆，节文已毕，宁老先生人了师位……遂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吗？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60)九尾龟是传说中的神龟，晚清张春帆以此为名创作小说《九尾龟》，宣扬戒风月之主旨，故在小说第十五回《曲辫子坐轿出风头 红倌人有心敲竹杠》中声称“在下这前半部小说，原名叫作《嫖界醒世小说》，不过把《九尾龟》做个提头”，(61)意在借助小说宣扬教化。 明清时期一些小说作品借助于命名表达遗民思想。清代盛于斯认为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寄寓宋代遗民思想，其所撰《休庵影语·总批水浒传》云：“耐庵，元人也，而心忠于宋。其立言有本，故不觉淋漓婉转，刻画如生。”(62)他就《水浒传》人物命名的寓意进行解读，认为宋江处身于元朝，而忠心于宋。宋江之姓寓示宋朝，吴用之姓名表明宋朝将相无能；王伦与奸臣同名，杀之以雪愤；宋公明葬楚州，而神游蓼儿洼，说明不忘故土。盛于斯之言可备一说。 明末清初张岱(号陶庵)在明朝灭亡以后，撰笔记小说集《陶庵梦忆》，以“梦忆”来追忆明王朝，例如卷八《瑯嬛福地》自记陶庵之梦。清朝立国之初，时代的剧变在知识分子的心灵中烙下深深的印记，有的怀抱故国之思，抒写愤懑慷慨之情；有的则幽怨、消沉，沉迷于神仙道化。正如清初邹式金在其《杂剧三集》的《小引》中所言：“迩来世变沧桑，人多怀感，或抑郁幽忧，抒其禾黍铜驼之怨；或愤懑激烈，写其击壶弹铗之思；或月露风云，寄其饮醇近妇之情；或蛇神牛鬼，发其问天游仙之梦。”(63)作为一位明朝遗民，亡国之后，张岱有着难以名状、难以言说的悲伤，只能像《瑯嬛福地》的记载一样通过梦境寄托对故国的哀思。清代伍崇曜咸丰壬子(1852)跋云： 右《陶庵梦忆》八卷，明张岱撰。……考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称其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谷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慨然予之。又称明季稗史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则《明史纪事本末》固多得自宗子《石匮藏书》暨列传也。阮文达《国朝文苑传稿》略同。……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虽间涉游戏三昧，而奇情壮采，议论风生，笔墨横姿，几令读者心目俱眩，亦异才也。(64) 伍崇曜跋中提到两部笔记，其中，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是一部靖康之变以后，追忆北宋都城汴京风俗人情的笔记；吴自牧《梦粱录》自序提到“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由此推断此书当作于元军攻破临安城之后，作者怀着对故国、乡土的怀念创作《梦粱录》。伍崇曜认为张岱《陶庵梦忆》所表达的遗民思想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岱对故国的哀思不仅体现于笔记小说，而且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之中。他搜集、整理有明一代遗事编为《石匮藏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成为后来谷应泰作《明朝纪事本末》取材的蓝本；他创作的小品文集《西湖梦寻》追记昔日西湖的胜况，从而寄托遗民思想，《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六云：“《西湖梦寻》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国朝张岱撰。……是编乃于杭州兵燹之后，追记旧游。”(65)《西湖梦寻》查继佐序称：“张陶庵作《西湖梦寻》，以西湖园亭桃柳、箫鼓楼船，皆残缺失次，故欲梦中寻之，以复当年旧观也。”(66)李长祥序称：“甲申三月，一梦跷蹊，三十年来若魇若呓，未得即醒。……吾谓陶庵惟知旧梦，而不知新梦。”(67)与《陶庵梦忆》一样，《西湖梦寻》也是张岱通过追梦的形式表达遗民哀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