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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近期《中国作家》杂志推介的李战吉叙事长诗《柴生芳之歌》之后，我首先想到的一个近乎老旧的话题是——“主流诗歌”如何写作。 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鉴于新诗话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愈益复杂难解的生态场域，那些持“纯诗”立场或“及物写作”“见证诗学”姿态的人们都有完备的理由来为新诗辩护。你可以认为诗歌就是纯粹自足的修辞练习，也可以认为是社会的回音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尤其是对于“主流诗歌”“主旋律诗歌”，很多业内人士往往是不屑于谈论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类型的写作是浮泛、平庸的口号、宣传和社会论调的代名词。而事实是怎样的呢？ 这首叙事体长诗《柴生芳之歌》是很容易被理解和归类为“主流诗歌”的，诗人抒写归国博士柴生芳从求学到甘肃临洮贫困地区担任县委常委、书记以及因工作劳累诱发心源性猝死的事迹。博士、共产党员、公务员，下乡、奉献、扶贫、廉政、英年早逝、时代楷模以及反腐败等累加起来的正是一首完备意义上的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诗歌作品。在当下，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引起诗人和批评家的不满，因为这样的题材和主题更适合非虚构类叙事文学来处理，与此同时这样题材和主题的主流诗歌的写作自身也是具有极大难度和挑战的。如果一首叙事长诗只是局限于人物、事迹甚至时代主流精神和宏大主题，那么它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功能以及情感力量可能还远远抵不上一个真人真事的新闻报道和追踪采访的轰动效应 。具体到这首叙事长诗，整体而言是来自于真人真事的“现实生活”和“时代现场”，具有明显的现场感、即时性和写实性，但同时又应该具有想象力和情感提升之后的高于平面现场的“精神生活”与“思想空间”。诗歌写作层面“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新诗写作发展愈益成熟的今天已经成为了常识性知识。那么，由此再来阅读李战吉的叙事长诗《柴生芳之歌》就有理可循了。 作者李战吉对于很多专业诗人和阅读者而言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这似乎又为这首诗的整体品质和水准多加了一个疑问。但是当下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则是随着新媒体和移动自媒体平台对诗歌的写作和发表生态的不容忽视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各个阶层和行业的“业余诗人”、“底层诗人”、“草根诗人”的写作成为重要的诗歌写作现象。而将诗人分为什么专业和非专业自然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诗歌写作也印证了一个真理——“好诗在民间”。 那么这首“主流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阅读感受？这些感受所引发的相关诗学问题的思考又是怎样的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