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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墙上 后现代理论的再兴逼迫我们再度审视“我在哪里”的问题。 我们处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巨大转型之中。后现代的现象触目皆是。如在艺术界和建筑界，后现代对艺术作品的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之间已失去了泾渭分明的等级区分；各种不同的美学规范之间发生了新的融会，“间性”的凸现成了讨论的热点；人们对往昔的、地方的、本土的传统表现了浓厚的怀恋之情。现代美学的那种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道德观已经被一种戏谑的、嘲讽的姿态所取代。一些社会分析家把这些美学上的转变看作是西方社会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和文化的“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在“反分化”（即破除社会机构和文化领域之间的界限）和国家经济、文化的“反界域”的过程中，后现代的标志随处可见。 在知识领域，曾经被经院化、本本化、被奉为学科经典的金科玉律遭到严重质疑，许多过去被奉为真理的神圣理念受到后现代的激烈挑战。例如，学科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诸如女权主义研究、同性恋研究、人种学研究、城市问题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新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正在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科学、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文学和文艺评论之间，哲学和文化评论之间的界限都已变得相当模糊，其变化之大足以令那些启蒙文化的卫道士们目瞪口呆。由于科学诸学科间的界限以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模糊，由于拥有普遍知识的说法缺少可信度，也由于知识已被视为权力和修辞相互结合的产物，因此，知识的涵义本身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进步观以及关于未来的信念、承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现代性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的，后现代证实，这些许诺都是虚幻的，不可能证实的。跨入21世纪，当回首“现代”时，人们看到，“现代”留给我们的许多记忆：世界大战、纳粹兴起、种族灭绝、原子弹、经济萧条、中东战争、恐怖主义、贫富差距和9.11，是如此的令人沮丧，令人疑窦丛生。我们怎么能够不深自反省，检讨我们过去对现代化和现代性义无返顾的追求和激情洋溢的歌颂呢？ 所以，面对后现代现实，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话语便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革命性的，它深入到社会科学的构成要素的核心，并从根本上消解了那个核心。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已进入一个从根本上看全新的时代。现代性的社会已经结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后现代的社会之中。因此这种理论断定，在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之间有一种根本上的断裂。作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它自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全新的理论、政治、制度和文化。 但另一种后现代话语反对这种“断裂论”。他们认为后现代转向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现实，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长过程，是巨大的社会的、历史的、精神的和物质生产的转型的一部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有着无法割裂的历史和精神上的紧密联系。现代性并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它可能正处于危机、转折和调整之中，但它仍继续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模式。现代性仍然主导着现在。 在如何看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转向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无法对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后现代现实充耳不闻，像鸵鸟一样对自己身边的后现代现实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正视它、研究它。我们必须研究、探讨后现代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将后现代视为孤立的文化事件。我们不同意断裂论。 现代性当然不会戛然而止。塞德曼认为，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区，现代化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目标。在西方，现代性依旧根深蒂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并未消失：诸如，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一个以工会、政党和利益集团为中心的政治，围绕着市场和确保经济增长并实现一个理想社会的国家调控之间的相对优势所展开的各种意识形态争论，社会公共机构的分化和职能专一化以及机构内部的职业化，将知识分成不同的学科并以科学启蒙和科学发展的意识形态加以建构，一种在其中有望获得自我拯救和解放的文化的公众仪式。 因此，“西方世界正在向后现代转变的断言并不需要预设现代性的完结。‘现代’和‘后现代’这两个术语指的是为了突出社会趋势可以用分析法加以区别的那些普遍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或情感。”9 后现代断裂论其实并不新奇，只不过是过去现代性变革时代的惯性思维而已。18世纪，当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兴起的时候，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传统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结构被打破，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取而代之。它与过去的传统社会有着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上的根本差异。与之相应，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作为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指导和概括而产生并凸现出来。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经典理论家都对之进行了理论的描述与概括。而今天的一些后现代理论家沿用了这一历史变革的成例及其思维方式，认为今天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已发生巨大断裂。贝斯特与凯尔纳指出：“那些赞同后现代决裂和断裂的极端论述歪曲了我们与过去有着连续性的感觉，以及许多‘后现代’的现象产生于现代之时代或在现代能够找到类似之处这一事实。许多被描述成`后现代`的文化与技术现象产生于典型的商品经济逻辑的动力学，不可能脱离一种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信息社会的技术）。那些被描述成`后现代`的东西，经常是现代的一种强化，现代现象的一种发展，如商品化、大众化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们显现得似乎产生了一种后现代的断裂。”10 如果现代性还没有终结，而后现代又是一种现实并展现了它的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后现代转向”不再是社会形态、社会现实、社会观念的线型替代，而是一种交错的、共生的理论与事实。 罗蒂就把现代与后现代的视角和概念结合到一起。罗蒂反对西方的原教旨主义传统，主张思想和价值的历史内在性和偶然性。他宣布哲学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权威学科能够论证或裁定对立的价值判断的时代已经终结，而代之以一种拥抱艺术和文学高于理性和理论的后现代美学的态度。但罗蒂也坚持现代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改良主义政治学和进步的思想之价值。所以罗蒂自封是“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11 卡林内斯库将后现代主义看作是现代性的五个方面之一而不是与现代性的彻底决裂。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它显现出与现代主义的某些惊人的相似，特别是在它对权威原则的反抗中。”12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主张的精致的折衷主义，它对于统一性的质疑，它的重部分而反整体的趋向，都甚至难以与19世纪80年代盛行的“颓废欣快症”区别开来。所以它是一种更广泛的现代性。 罗斯诺主张将后现代视为现代性的诸多重要思潮中的一个。现代性的思潮体现了启蒙传统，促使社会科学向着某种实证主义的方向出发。后现代思潮舍弃了某些现代因素，诸如解释学传统或历史主义，这些因素对后现代批判来说没有多大价值。R.W.考克斯：“解释学传统——维科，经过德国历史主义，到索列尔、克罗齐、韦伯和葛兰西——可以被追溯为与启蒙运动思想和实证主义同时存在的东西，但是又与之完全不同。对于那些按纪年表编撰历史的历史学家们那里，尤其是从布劳岱尔那里汲取灵感的人来说，它仍然是充满活力和欣欣向荣的”。13 更富于创意的是伊格尔顿，他提出一种“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本身不只意味着你已经把现代主义决定性地留在了身后，而且意味着你已经从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到达了一个仍然明确以它为标志的地方，这样还可能有一种前—后现代主义，它从后现代主义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到了大约是它出发的那个地方，这种前—后现代主义决不是根本没有变动的同一个东西。” 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关系提出开创性见解的是利奥塔后来提出的“重写现代性”（rewritingmordenity）的命题。他认为这个提法，比目前这类反思文章通常使用的标题，诸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等等更加适宜。“重写现代性”的优越性在于两种替代形式：从词汇上讲，将前缀post(后) 换成r e（重），从句法运用上讲，用前缀去修饰动词“写”，而不是修饰名词“现代性”。14 利奥塔认为他从伍德沃德和坦尼森那里借来的这种提法与前此的提法显示了两点重要区别：它表明过去用“前”“后”“以前”“以后”来划分文化历史时期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划分恰恰将“现在”忽略或弃置了。因为， 1，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不能被确认和界定为一个范围清晰的、“后来者”总是在“先来者”之后出现的历史实体。相反，后现代永远被包含在现代之中。因为现代性、现在暂存性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超越自我而变成非我的冲动。不仅要超越自我，而且要把自我融入一种终极的稳定状态。现代性从本质上不断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 2，与现代性相对的最恰当的对应者，不是后现代，而是古典时代。古典时代包括了一个时间状态，将尚未到来的与已经消逝的、未来与过去聚合在一起，在同样的意义的统一体中构成了生命的全部。例如，神话就是以这种方式编排和分配时间的，创造出一个它所描绘的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的节律，其目的就是让其首尾相顾。 3 历史时期的划分属于一种现代性特有的痴迷。时期的划分是将事件置于一个历时分析当中，而历时分析又受着革命原则的制约。同样，现代性包含了战胜的承诺，它标明一个时期的结束和下一个时期开始的日期：将时钟调到一个新的时刻，从零重新开始。 这样，重写的一种意义是，将往事一笔勾销，从而揭示新年代和新时期的序幕。“重”就意味着回归到起点，回归到应该没有任何偏见的开端。15 与之相反，“重”的另一个意义则与“写”有着本质的联系。它丝毫没有重归到起点的含义，而是一种类似弗洛伊德所称的“彻底研究”的意义。利奥塔说“人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重新书写现代性本身并使之真实。关键在于，写永远是重写。现代性是在一种永恒的重写中被书写，并将自己镌刻在自身当中。”16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找到的有关重写的最贴切的概念就在于这种前进与后退的双重姿态。”“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要重写现代所代表的某些特征。”17 无疑，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历史转折时期，或者说一个广阔的的历史的间隙地带。后现代正在浮现，但仍有待于充分的展开、成长和成熟，而后现代的理论也有待于探索建构。 我们正“骑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墙上”。 所以在阐释后现代主义时，我们既不必像鲍德里亚那样视其为洪水猛兽，也不必像詹姆逊那样，一心返回现代性的正面价值。我们就生活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错的这一断层带，这一历史位置就意味着我们必然会遭遇到相应的问题、困境与差异，它们都已浮现出来，而不再“隐藏在历史之中”。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