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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代西方世界，后现代主义在经历了一段沉寂以后再度凸现出来，“后现代转向”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课题。本文简略考察了后现代主义发生的轨迹，再度叩问了何为后现代的问题。本文评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多种观点和多种分类，讨论了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前现代的关系，并探讨了后现代转向中学科间“去区隔”与“去界域”的必要与可能。本文认为，我们正处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巨大转型中，处在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之中，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已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实践问题，它启发我们反思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寻找科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文是第一篇。 关键词：现代 后现代 后现代轨迹 后现代转向 作者简介：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文化部动漫类教材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博导。 每一次历史的转折，都逼迫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方向、时段、位置和境遇；都必须重新叩问“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向哪里去”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社会与理论中的“转向”的论述越来越多。像文化的转向、视觉的转向、美学的转向、媒介的转向、身体的转向……，此呼彼应，蔚成大观，形成了一部多声部的交响。这些“转向”的总体指向是一致的，可以将之总称为“后现代转向”。 转向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凌空蹈虚，而是当代世界全球变革的现实和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实践向我们提出了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理论范式的转换要求我们对之做出新的阐释。转向使得大量的后现代话语激增，迫切需要我们对这一发展的趋势和话语进行批判的分析。 后现代转向：再度浮现 后现代曾于1960 年代在西方风靡一时。那是一个西方的“争后恐先”的非常时期。后现代一词“在六十年代的革命修辞中获得一个突出地位。恶魔现代性已寿终正寝，它的葬礼乃狂野欢庆的时刻。几乎在一夜之间，小小的前缀‘后’成了解放行话中备享荣宠的修饰语。仅仅是‘后于……而来’就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特权，它一视同仁地顺应任何对它提出要求的人；一切都值得以‘后’开头——后现代、后历史、后人，等等。”1后现代是激进狂热的代名词。 然而，当时就有人预测，后现代就像它所关注的时尚如呼啦圈等时髦玩艺一样，总是蜂拥而来，倏忽而去。的确，198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曾一度呈现萧条甚至衰落的迹象，于是有不少人宣称后现代主义已经死亡。许多人也以为后现代的论题已是明日黄花。 但闹剧退场之后，正剧悄然登场。1990年代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大量著作和文献以更大的规模和强度再一次呈现，人们对后现代的讨论再度趋于热烈。互联网的搜索表明，近年来，“后现代”术语的使用正在不断增加，每个月都有数以百计的文章运用该术语。有关的会议和书籍应接不暇，这种趋势正方兴未艾，现实的发展又一次把“后现代”推到了前台。如格劳德.格拉夫所指出：“一旦一定数量的人相信一个如后现代的概念所标志的文化氛围的真正变化，变化就成为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现实，即使该现实并非恰如该术语的大多数使用者所想象的那样。”2 的确，在西方，1980年代之前，后现代理论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成长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知识和文化权力。走向1990年代，更年轻的一代理论家重振后现代话语，他们以更为极端、更具进攻性的形式否定现代理论和现代性政治。所以，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代人的‘情感结构’，植根于一个巨大的PMC（即专业的管理阶层）”之中，这些专业白领是后现代文化消费的主体。但更多的人认为那些美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一代与更年轻的边缘化的“新X一代”才是后现代文化的更热心的生产者与消费者。3 这样，后现代就成了新一代相互认同的旗帜，成了他们积累当代文化资本的方式与实践过程。如费瑟斯通所描述的，新闻记者、文化商和理论家发明并兜售诸如后现代之类的话语就是为了积累文化资本，使自己出名，他们推销特定的人工文化产品，宣传他们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与意义。于是，新的后现代话语的成功与流行便成为新一代与过去、与老一代精神、观念上决裂的标志；也是新一代之间作为反抗、认同或区别的一种标志。4 与转向论的风起云涌相映成趣，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也有多部著作称名曰《后现代转向》。其中老牌的后现代理论家哈桑的《后现代转向》与西方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合写的《后现代转向》具有各自的代表性。 1980年代出版的哈桑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集》，对后现代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随笔式的描述，列出了后现代多达几十条的基本特征。哈桑的论述是一个标志着前期后现代范式风格的例证。这本影响很大书是一本零散文章的结集，哈桑在书中并没有着意阐明或界定“后现代主义”及其主要发展趋势。他对后现代话语采取了一种超然、游戏、戏谑的后现代态度。“哈桑是一个靠目录（既在名义上也在概念上）、引言、例证和晦涩暧昧的术语来‘定义’的大师。”5他曾潇洒地说明：“我没有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我也不太可能为后现代主义下定义”。他曾多次求助于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变革或革命的概念，但却拒斥之，哈桑寻求离开“左派和右派的套话”，找到“一种现实的和灵活的范式”与“后人道主义”，他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消失的后现代时代”，6这就根本上不同于其后新一代理论家正热烈探索的“后现代转向”。 前些年出版的贝斯特和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一书，在学术建构和学术史意义上，全面详细论证了后现代转向的当下意义。虽与哈桑的论著同名，但二者的态度、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哈桑后现代转向的参照框架与理论语境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以及一些哲学和科学的事物与现象，而贝斯特和凯尔纳的后现代转向则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出发，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身处于“后”之时代，立足于19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后现代转向，并探讨推动这一转向的“第X代”的经验。 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必须承认后现代话语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现在进行时的特征，后现代并不像哈桑所说的已经或“正在消失”，而是方兴未艾，远没有完结。他们力图阐明和探询后现代众多的谱系、观点和风格，考察其不同的用法以及各种滥用的情形，辨析其进步的与消极的内容与影响。在他们看来，后现代话语的确是开放的、具有包容性的和变动不居的，但总体上并非完全悬而未决，不能定义，不能分析归纳。7他们认为，尽管哈桑把他的理论装扮成飘逸仙来的空穴来风，但实际上，他所说的范型和人道主义概念也是其来有自，是建立在确定的语境之上的：他的理论是与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的观念相承续的。哈桑的著作没有把后现代转向置于当代社会的巨大变革与转型的实践背景中来加以研究。贝斯特和凯尔纳则认为，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后现代范式转换的一个主要根源，也是今日全球社会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他们主张复兴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规范，因为这些规范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理念与进步传统的精粹，而哈桑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想抛弃这些人们极端珍视的准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