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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和《文学评论》的结缘，还可以前推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那时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内部，重新销售一些古籍和旧版书刊。我在其中淘到了一套五册《文学研究集刊》，盖有“西谛藏书”印章，是郑振铎先生的家藏本。这令人浮想联翩。早在1955年7月，文学研究所（1953年2月22日在北大临湖轩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编制上属北京大学，1956年改属中国科学院）出了32开本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刊登所内一部分研究论文，篇幅上几乎没有限制。该刊基本上半年出一册，接连出了五册，最后一册的出版时间为1957年5月，末一页的《停刊启事》署的时间是1957年1月20日。然后衔接上1957年3月开门办刊的《文学研究》季刊。珠联璧合，真可谓《文学评论》的前身试刊了。这一套五册盖有“西谛藏书”印章的《文学研究集刊》，我一直珍藏，还拿出来参与文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的展览。《文学研究集刊》之名，1964年春文学研究所又决定恢复，专门成立了编辑部。同年7月第一册印行，刊有杨绛先生的《李渔论戏剧结构》和钱锺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这已经是后话了。 我在《文学评论》发表的25篇文章中，留下深刻记忆的有2003年第2期刊出的《解读文学所》。这是五万余字的长文，是我作为所长，为纪念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出版的五卷本《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1953—2003）》所写的序言。我已经提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基建局筹到20万元的出版经费，才使这五卷文选的出版有了着落，敢于着手编纂。我作为后入所的新人，落笔写此文之初，对此浑无用心。幸而发表之前，召集了樊骏先生等几位前辈学者座谈，征求意见，他们在赞扬文稿的同时，帮我推敲语句，弥补了不少疏漏。文选以每位学者最佳的文章为入选标准，故去的学者由集体衡量，健在的学者由自己酌定。樊骏先生希望我选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论文，于是就选了《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一文。当时，我希望长辈学者尽量选早期的文章。但遴选的结果，前30年仅占一卷，后20年却占了四卷。可见，许多优秀的文章都是改革开放后写出来的。有趣的是，我希望曹道衡先生选文在他的学生刘跃进之前，但曹先生掂量的结果竟然比刘跃进先生的文章晚了两三年，可见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文章不在五六十年代，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编纂这五卷文选，对我的思想冲击极大，启示也极多，是对我的思想认识的一种磨炼。 我在《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发表的《当今小说的风度和发展前景——与当代小说家一次冒昧的对话》一文，是改革开放十周年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与缺陷的学术检阅。其时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觉得改革开放十年，中国小说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时期。但我提出，这十年是中短篇小说的十年，按照现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下一个十年将是长篇小说的十年，这十年的短板和缺陷将在新的十年中得到补偿。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证明我之所言不虚。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几篇作家论，包括张恨水、萧乾、路翎、刘以鬯。1992年第2期刊发《萧乾的小说艺术》后，我收到萧乾先生的来信，称对我文章的重视“超过了1979年给我的改正通知，您是真正的文学史家”，他还称我的《中国新文学图志》是“一部旷世奇书”。1993年第3期发表的《刘以鬯小说艺术综论》，受到刘以鬯先生的高度重视，作为他选集的附录，被认为是香港文学研究的新收获。1995年第5期发表的《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被张恨水研究会推选为“研究张恨水最好的论文”。研究会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年会，但我由于兴趣已经转向古典文学，并没有与会，这是非常抱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是在我2003年做英国剑桥大学客座教授时发表的一篇讲演稿基础上综合而成的，这篇文章打开了文学民族学、文学地理学的窗户。其后出自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学术担当，我转治先秦诸子学，以期对中国学术智慧进行返本还原的一竿子到底的清理，于是2009年以后就陆续发表了《庄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老子还原》等论文。2016年第2期发表的《〈论语〉早期三次编纂之秘密的发明》，引起较多的注意，被认为是“《论语》研究中的新发现”。还有一篇《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刊发在《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算是我文学地理学研究领域提纲挈领的文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继我之后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陆建德先生和刘跃进先生，高度关注和赞赏我在经学、诸子学研究方面的点滴进展，这也成了鞭策我自己不可懈怠，而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动力。他们多次出席我的新著出版座谈会，发表了热情的充满真知灼见的讲话。国家图书馆的博士后学人为我的著述校勘引文，作出规范的注解，也对我的学术起了促进作用。平心而论，我的许多学术成果，都凝聚着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这是令我永志不忘的动力源泉。 （作者：杨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