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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与中国一样，朝鲜历来的儒学者都相信《诗经》经过孔子之手而被删修，最后成为了《诗三百》，所以将其信奉为至高的儒家经典。在长期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文人学者那里，《诗经》无疑成为了反观自己的文学观、诗意识和理论批评的一面镜子。高丽王朝及其文人学者都把《毛诗序》和郑玄的《毛诗笺》等看成是《诗经》笺注和解释史上的正面传统，因为孔颖达等人的《毛诗正义》坚持了“疏不破注”的基本原则，传承着它们的基本内涵。李朝是朝鲜《诗经》学研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期的《诗经》学研究越过《毛诗序》、《郑笺》、《毛诗正义》等中国宋以前对《诗经》的注释和解析工作，进入了一个以宋朱熹的《诗集传》为权威蓝本的《诗经》学注析和研究阶段。归根到底，朝鲜人把对《诗经》的研讨，看成磨砺自己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的试金石。 作者简介：李岩，中央民族大学 与《诗经》及其探索文字的接触，在朝鲜古代也有漫长的历史过程。朝鲜于三国初期，力求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陆续进入封建社会。在整备封建制度的过程中，三国都以教育子弟培养人才为目的，逐步发展了教育体制。而三国的各种教育，都以本土文化和中国先进文明的融和为教学内容，来培养生徒的践行能力和书本知识。其中书本知识尤以东传的中国学术文化为基本课程。据《三国史记》，高句丽于372年(小兽林王二年)设立太学，主要以中国的四书五经教育子弟。在中国古代，《诗经》从来就属于五经或六经、九经之一，资料显示高句丽当时所使用的五经已经包括《诗经》。又据《日本书记》，百济王仁于285年应邀赴日本时带去《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并给太子教儒家经籍，“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能达”①。当时的百济，已设有完整的教育机构，传授儒家的四书五经。此时的百济，在中央官制中专设五经博士，专门管辖文化教育方面的事务，王仁和后来的高兴等文士都担任这一“五经博士”。五经代表了中国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而《诗经》从来就占其中之一的地位。应该认为王仁去日本教给太子的儒家经籍中，极有可能有《诗经》。新罗的社会发展稍晚于高句丽和百济，但可知的是它的思想文化建设也离不开中国先进文明的助佑，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引进中国学术典籍和画像之类的文化成果，后来逐渐在太学奉案孔子像，以示学脉和尊奉。《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于圣德王十六年(718)在太学备置孔子、十哲、七十二弟子像，还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春秋》、《左传》、《毛诗》、《尚书》等教育生徒。尚不知之前流行于三国的《诗经》都是哪些系统的，但这一记录显示新罗统一半岛前后《毛诗》已流行于学界，甚至成为了太学教育生徒的主要教科书之一。当时儒家思想还没有被指定为统治理念，主要在伦理教养、思想文化知识、官僚实务提高等层面上被推广。在对《诗经》的学习和把握上也一样，当时尚未从经学的角度考虑问题，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只是因为它属于五经之一，从知识的层面上纳入必修课程之中。 高丽光宗九年(958)实施的科举制度，诱发了国人发展教育的热情，国内除了促进中央的国学、地方官学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私学教育，以崔冲的文献公徒为首的十二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以科举取人，从真正经学的角度把握和研究《诗经》，开始于高丽时期。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管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还是各地的私学，教学内容一律都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其他兼营医学、天文、算学等杂课教育。这种教育环境自然诱发了经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文人和学者。高丽王朝几百年间，从中国输入大量文化典籍，至其中叶时，对中国典籍的藏书量已经达到可观的程度，在某些方面几乎赶上中国。《增补文献备考》第二百四十二卷记载，高丽宣宗八年(1091)，宋哲宗派使要求高丽政府调查所藏稀贵之书，并转写其中宋廷所无绝本以送还。估计在这么丰富的藏书量里，定有有关《诗经》的注解、义疏方面的文献，而且曾广泛被高丽人阅读。据《高丽史》卷六的记载，高丽王朝向来有令资深学者御前讲经的制度，而讲经的内容中亦有《诗经》，如“睿宗十二年十一月甲午”、“十三年二月壬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十六年五月辛卯”，“仁宗十一年六月甲申”等日，都请学者专门听讲《诗经》。这说明作为五经之一，《诗经》在高丽王朝备受重视，被纳入讲经制度的议事日程中，国王亲自听讲。不仅如此，高丽王朝还大量刊行《诗经》及其义疏版本，颁给朝廷众臣，令各等文臣精读《诗经》及其义解注疏本，领会其思想要旨。据《高丽史》，仅靖宗十一年(1045)四月一次，命秘书省刊行《礼记正义》七十本和《毛诗正义》四十本，除收藏于御书阁一本以外的绝大部分都下赐给朝廷文臣，以进一步精通其要义。“(靖宗十一年四月)己酉，秘书省进新刊《礼记正义》七十本、《毛诗正义》四十本，命各藏一本于御书阁，余赐文臣。”②估计高丽王朝四百七十余年间，对《诗经》的廷前讲演、学校授课以及对其注解、义疏本的刊行和颁行，不知有多少次。 与中国一样，朝鲜历来的儒学者都相信《诗经》经过孔子之手而被删修，最后成为了《诗三百》，所以将其信奉为至高的儒家经典。随着对《诗经》学理解的深入，朝鲜的文人学者都把《诗经》看成评价诗歌理想价值观的典范，不同的人们都以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接近《诗经》并研究《诗经》，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观点，以力求发现和挖掘其中的“真意”。在长期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文人学者那里，《诗经》无疑成为了人们反观自己文学观、诗意识和诗歌理论的一面镜子。在探讨的过程中，朝鲜学界和文学界也围绕《诗经》中的一系列问题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为什么在朝鲜也会出现这种不同意见呢？其中无疑有一些因素如个人学问基础、志向、时代背景、思想文化环境、文学观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此与每一个学者主要赞同中国哪一种《诗经》学观点也有很大的关系。自从朱熹的《诗集传》传入朝鲜并被认定为朝鲜《诗经》学研究至高范书以后，围绕朱熹的《诗经》学观点开始出现了更多的不同意见。尽管这些文人学者一般都是儒学者，有着共同的儒家世界观、价值观、学问基础，而且都尊奉“圣贤之意”，以朱熹《诗集传》为传授“《诗经》之奥义”的标准教科书，但在围绕《诗经》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上，都长期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和分歧。 朝鲜文坛和学界围绕《诗经》学研究而存在的这种不同意见和分歧，从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早在中国汉代，也把《诗经》学当作观照国家治乱兴亡的一面镜子，认为它有对时政赞美或讽刺的深刻寓意，《颂》则“美盛德，组织形容”，《风》则“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具有“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教化作用，尽管这种“美刺”和“谲谏”，必须“止乎礼义”。对《诗三百》的这种社会功用效果，《汉书·王式传》以王式用《三百五篇》谲谏昌邑王的古事说明道： 式为昌邑王师，昌邑王嗣位，以行淫乱废，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答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谏之也。臣以《三百五篇》为谏，是以无谏书。”观式之言，汉儒治《诗》之说，约略可见。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