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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新浮艳”与“诗学风雅” 金代明昌、承安年间，诗坛上曾兴起一股尖新浮艳之风，在当时的文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归潜志》记载：“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如：‘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又‘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人号‘张了却’。”而以上两种不良风气也许恰是助推尖新浮艳之风盛行的重要因素：不读书，缺乏积淀的厚重，故所为诗文在用语上趋于“浮艳”；“以士为吏”，使士人不得志而易于偏激，故所为诗文在风格上追求“尖新”。 赵秉文和李纯甫作为南渡后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人物，他们对尖新浮艳之风提出了自己的救弊措施，所谓“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但二人在诗歌创作态度和具体创作主张上又有“不执一体”与“别转一路”的明显不同，这些诗学观念的不同，背后恰好折射出其士人心态与立场的细微差异。这种情况与其后的元代颇有相似之处，即汉族士人的地位都比较边缘化。 由此，士人创作大致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一是努力向统治核心靠近，在文风确立上以当朝者的身份自任，如赵秉文一脉，其诗论、文论往往是平和的、官方化的，虽然在官方舆论上有压倒性优势，但是并不一定能带来创作上的广泛呼应，甚至也很难得到多数士人的真心支持。另一种则是以在野者姿态自居，如李纯甫一脉，不再竭力寻求接近权力中枢，其持论往往以抒发个人于时代中的愤懑为要，往往会比较偏激甚至走极端，但是其真正的拥护者却可能比前一种多，影响也更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