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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院左翼指那些投身新左翼运动的激进师生，在运动消沉之后，相继返回校园，把往昔的政治激情化为一种“学术”政治，在校园中建立“阵地”，以左翼思想阐释世界。与以往左翼不同的是，他们放弃行动，埋首于文化批判。美国学院左翼的文艺批评包括两部分内容：(一)以弗·詹姆逊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二)对1930年代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全面深入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有：艾伦·沃尔德(Alan Wald)、芭芭拉·弗莱(Barbara Foley)、特瑞斯·哈维(Teres Harvey)等。当今许多美国大学的一流教授都在该领域广泛阐发马克思主义，积极反思美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得失，取得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学院左翼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对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美国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发展。 一、从激进政治走向“学术”政治的演变 1960年代末，新左翼运动消沉之后，激进青年师生返回校园，他们在晦涩高深的理论探讨中继续叩问那些困惑他们的问题，在讲台与著述中抒发壮志未酬的遗憾。进入高校的新左翼知识分子不再依附于政治活动和集体信仰，也没有共同的权威与标准，但是，由于他们思想相近，在松散中有共同的追求——自觉追求曾经强烈鼓舞过他们的那种宏大的境界与进步的使命，因此，随着学术左翼力量的不断聚集，到1971年詹姆逊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止，形成了一个跻身于大学的学院左翼。这样一来，美国大学的学术思想结构、学术建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新左翼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已经过去，在1970年代又迎来了其学术话语的时代。 1982年，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伯·奥尔曼(Bertell Ollman)在《学院左翼——美国大学校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今天，美国的大学里正掀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教师开始研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发生作用(它为谁服务的好，为谁服务的差)，它如何兴起及其发展趋势的解释。不过，这是一场和平的、民主的革命，主要以著述和讲演的形式进行斗争。”①奥尔曼首次关注了学院左翼的著述与批评活动，该书也成为研究学院左翼的最早专著。1992年，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迪金斯(John Diggins)在新版的《美国左翼之沉浮》一书中，把美国左翼的发展分为浪漫左翼、旧左翼、新左翼和学院左翼四个阶段，其研究的下限延伸至1980年代末。他梳理了学院左翼的缘起、活动，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但对文艺批评涉及不多。2008年，詹姆逊获挪威的“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该奖被视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他的获奖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是学院左翼文艺批评的一次胜利，不仅显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而且必将加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批判。 总体上看，学院左翼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普遍激进化的历史背景是其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1960年代国内外环境使学界普遍激进化，左翼师生得以利用课堂公开宣讲激进观点。新左翼势力进入教研队伍后，使学界进一步激进化。(二)批评理论自身创新的需求是其产生的内驱力。1960年代的各种国际冲突与社会冲突向主流理论提出挑战，各学科的主流理论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亟须新的理论探索。(三)学术自由的时代之需是其思想创新的外在推动力。大学必须有反对声音的出现，即与现实社会价值相悖的观点，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诉求，使他们由分散到整合为一个学派。(四)高校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非党、非俄、非颠覆性的特点，解除了行政当局的危机感，使其获得了发展的宽松外部环境。 由于上述原因，自1970年代起，美国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都受到新左翼思想的冲击或改造，当今美国众多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完成学业，或者在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参加过新左翼运动。他们中间较有名望的一批学者，也自认为是经由那场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继而通过挑战传统而逐步获得自己的学术地位。 总体上看，美国学院左翼文艺批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为第一时期。在学院左翼现身之时，美国批评界正受到桑塔格的《反对释义》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的冲击，遭受叙事危机。詹姆逊坚持总体化、历史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原则，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奠定了他在学院左翼文艺批评中的首领地位。在他的带领下，杰·格拉夫(Gerald Graff)、弗·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马丁·杰伊(Martin Jay)、康·韦斯特(Cornel West)、特·伊伯特(Teresa Ebert)等人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学院左翼批评家群体。他们的研究都体现了学院左翼文艺批评追求方法论至上的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为第二时期。随着学院左翼不断为社会公众所认知，其批评也呈现出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特征。在后工业社会文化结构的剧烈变动中，马克思主义在欧美作为一种政治战略业已衰落或失效，然而，其生命力却悄然延伸至学院左翼这里，青年学者进入了一个“靠思考而非靠行动”的历史时期。此间，许多青年教师开始质疑整个文学经典，学生也要求广泛阅读另类作品。据此，他们认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要尽可能清晰地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且还要找出传递他的材料的方式，重视对教室的情境即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并对削弱学生接受革命理念的许多错误的意识进行分析”。②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整合女性批评、族裔文化理论对美国左翼文学思潮进入全面深入的研究，使众多尘封已久的作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沃尔德的《纽约文人集群》、《左翼写作》；葆拉·拉比诺维(Paula Rabinowitz)的《劳动与欲望》都在新旧左翼关系的阐发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学院左翼文艺批评的弊端——理论化、书斋化倾向也逐渐展露出来。 1980年代末至今为第三时期，处于发展调整时期。1980年代末，如何反映中国问题和东欧剧变成了考量学院左翼文艺批评的大事件。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引起他们的普遍关注。他们感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都难以解释上述问题，他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叩问现实。特别是面临当前的金融危机，学院左翼的文艺批评不断抑制书斋化倾向，加大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度与力度，并积极探寻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