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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走在前列 陶礼天教授指出：“就当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现状而言，用一句话概括：已成显学。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框架，确立了文学与地理尤其是与文化地理关系的新的研究视角，‘人地关系’（Man-land relationship）已经被认可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基础和立论前提，各种文化地理学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法得以新的综合运用和考量，从而产生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相关研究的各种‘称谓’已趋向于统一到‘文学地理学’的名下。”法国学者波确德·维斯特伏所著《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一书与美国学者罗伯特·泰利主编的《地理批评探索：空间、地方以及绘制文学文化研究地图》一书，可以说代表了当代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西方学界提出‘文学地理学’并出版了专著，但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并没有认可‘文学地理学’。”（陶礼天《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1世纪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地理批评”。所谓“地理批评”，也就是“文本分析”，客观地讲，这值得中国借鉴。但遗憾的是，当代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基本上就停留在“地理批评”这一块，这是有些狭窄的。由于“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并没有认可‘文学地理学’”，加之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又基本停留在“地理批评”这一块，并没有进行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开拓，所以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学者的肩上。 文学地理学理应诞生在中国 当然，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诞生，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条件。一是中国地域辽阔而地理环境又非常复杂；二是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且积累又特别丰厚。也就是说，中国早就具备了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地理条件、历史条件和文学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时空并重”的传统。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诗三百》（后名《诗经》）中的“风诗”是按地域编排的，而“颂诗”则未按时代编排（先“周颂”后“商颂”），这说明中国古人关于文学的空间思维其实是早于时间思维的，根本不存在“重时间而轻空间”的问题。而西方人对于文学的空间思维则比中国晚2200多年。由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有悠久的传统，中国古今文学的地域色彩又特别突出，所以中国学者一旦提出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就得到文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广泛支持。这些条件都是西方所不具备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如果不在中国诞生，那是中国学者的失职。 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第二要有一套相应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话语体系。在这方面，梅新林、曾大兴、杨义、邹建军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地理学会通》、《江山之助》等专著中均有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探索，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立指日可待。第三要有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团队、学术交流平台和专门人才培养机制。在这方面，中国文学地理学界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作为一门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虽然省略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但还有一段漫长的“国际化”道路要走。它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话语体系都是中国式的，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国际学术交流，使这些理论、概念和话语逐渐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所接受。 （曾大兴系广州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陈一军系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