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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早在1946年,14岁的邵燕祥就已经开始发表杂文。但他没有走向持续的杂文创作,而是选择了诗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邵燕祥比较集中地开始写杂文,并慢慢超过了写诗的量。 邵燕祥说,不管是写诗还是写杂文,都是自己向公众的发言。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诗多半取材于公共空间,包括抒情,或者政治抒情,都是人人理解的公共生活当中的所谓荦荦大者。1983年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常可以看到邵燕祥文风老辣犀利、切中时弊而又痛快淋漓的杂文。他曾提出,把诗融入杂文,把杂文融入诗。 但是现在,邵燕祥说,这两句话要修正一下了:把诗融入杂文,把杂文融入诗,后者在一定意义上,如写讽刺或谐谑诗是有用的,而在一定情况下,把诗歌加上杂文笔调是不适当的。邵燕祥说:“我不迷信别人了,也不迷信自己。” “如果说鲁迅教给我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成之局’,那么巴金就是教给我要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一个未来之世。”在邵燕祥看来,巴金式的热情和鲁迅式的理性,都是不能缺少的。无论写诗写文,贵在真诚,所谓“修辞立其诚”,凭真情,说真话,如巴金说的,“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才易于接受。杂文可以嬉笑怒骂,激昂慷慨,也可以平铺直叙,缓缓道来,但它的内核是说理。 1996年,《邵燕祥随笔》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在他心中,好杂文首要的标准,一是针砭时弊尽量中肯到位,二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较一般文学作品更及时。“至于杂文的文采还在其次。现在杂文对现实的反应,当然不及传媒组成部分的‘时评’更快捷。许多时评作者也在适当吸收‘杂文笔法’,这样会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而纸媒上的杂文不可能在‘迅速、及时’一点上跟时评相比,那就必须在每一篇杂文项下,力图挖掘更深,手术更细,且更注意提高文化品格,使有耐心的读者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同时领受比同一主题的时评更多的思想收获——当然,这都是高标准了,我是做不到了,但希望更多杂文家能做到。” 在邵燕祥看来,人老了,回忆过去,是人之常情。“回忆当中,难免有苦有甘,有得意有失意,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些往事,是正面穷究,还是背过脸去,应该各随自便。” 邵燕祥说,有些老年朋友说“何必自苦”,愿意设法忘却,以求晚年轻松,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对各人的精神世界,切不可强求一致,更不该以“自我反思”作为道德高标责之于他人。有出版社希望出版邵燕祥的忆旧之作,他想到丰子恺喜欢的两句诗:“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于是就用“昏昏灯火话平生”做了书名。 如同一些已入老境的作家们一样,邵燕祥近来多写回忆文章,比较集中的主题是写恩师:仇焕香、沈从文、吴小如、周定一、严辰、杨振声……他说,没有他们,自己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走上文学之路,并坚持至今。还有在广播局的几位老领导,如梅益,柳荫,左荧,陈庚,他们不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且都是在自己落难时加以援手和保护的。“许多师友和众多同事,乃至我下乡所遇的农民‘社员’,艰苦备尝而良知不泯,他们是我做人的榜样。关于他们的回忆,意不仅在报私恩,还感情债;更是为了传承中国文脉,让后人知所取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