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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尤其是诗歌创作空前绝后，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给后世留下了无数佳句名作。那些被世人传诵了千年的诗歌，很多都是诗人在艰辛的流寓生活中写成的。有人说，如果没有唐代诗人的流寓经历，或许唐代诗歌的内涵会贫乏许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戴伟华表示，“流寓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流寓文学是古代文学的重要类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流寓”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现象，古今中外皆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流寓文人和流寓文学具有何种地位？ 戴伟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流寓文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流寓文学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类型。首先，我们必须对“流寓”这一文学概念有明确的认识，它主要体现为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在空间上的位移，这种改变可能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流寓”可以包含“贬谪”一类的概念，反之则不行。贬谪对文学的影响，学术界有较多的探讨，基本已成定论。 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每一时期都有流寓文人和流寓文学的产生，它有一定的延续性，其创作队伍庞大、作品数量众多；从共时性的角度看，与同时期因其他因素催生的文学作品相比，流寓文学无疑更加独具一格，作家在运动中的生存体验千差万别，形诸文学必然也是千姿百态丰富多样。就单个作家而言，以屈原为例，如果没有流寓的经历，可能不会产生《离骚》，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会那么高；以一个群体言之，以中唐作家群为例，若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没有流寓的经历，或许无法造就中唐文学的辉煌。因此，可以说，流寓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文学一向富于表现的特质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在于其广，一在于其深。 地域文学史要纳入流寓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称，“流寓文学应该是地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戴伟华：地域文学事实上涉及的是人地关系，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切入点也比较多，如本贯占籍、隶属阶层、南北划分、文人的移动路线、诗人群、文化景观等，我在《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另外，在这一研究视角下有静态和动态的分别，静态的研究只能解决人地关系的部分问题，而动态的人地关系才是最为重要的。所谓动态，是指诗人离开本籍而流动进入其他地区的运动状态。诗歌创作地点并不由诗人占籍所决定，而是随诗人的活动来确定的。流寓文学是动态的，地点的改变往往会对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这种改变再加上其他的因素，比如政治贬谪，影响力会更大。如此看来，地域文学史的书写的确应纳入流寓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提出“强弱势文化对照”的研究视野，那么刘禹锡在流寓连州这个唐代典型的“弱势文化区域”后，其文学创作有哪些变化？ 戴伟华：从强弱势文化角度重新研究流寓文学，事实上也关系到士人空间位移问题，即从京城移入边远落后地区。从物理空间看，士人是由强势区移入弱势区；从文化素质看，士人以强势的文化素质进入落后的文化弱势区；从士人身份看，由强势的京城官僚变为惩罚的对象。认识到这种强弱关系的改变，必然会使研究深入一层，利于更好地去阐释贬谪士人的思想、行为及其创作。刘禹锡流寓连州，他的身份和生存环境都发生了改变，当一个作家的生命体验发生改变时，相应地他的文学创作也会有所不同。 刘禹锡在连州，远离京城的政治风云，可以感受当地的自然山水和民俗风情，因此他的诗文较多地就地取材。进入连州这一弱势文化区，其创作在传播上有一定的限制，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唐代毕竟还是属于手抄本的时代，作品的流通传播不如印刷本时代那么便利，再加上戴罪的身份和所处之地的荒远，更是难上加难。每一种困难阻碍，事实上也是一个契机，重新进行审视之后，反倒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生存环境的改变，给刘禹锡的创作以更广的题材来源，提升了文学的表现力；作品传播的不易，让刘禹锡主动更新语汇进行创作，获得了不一样的审美效果。 流寓经验：提升自我 改变他乡 《中国社会科学报》：唐代是我国流寓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在这期间大量诗人文豪贬谪流寓他乡。这一现象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戴伟华：贬谪流寓他乡，直接改变了文人的生存环境，同时也会对其创作心理产生一定影响。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说道，“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人在不断适应陌生的环境时，难免心生寂寞之感，李白写诗“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饮酒是一种排遣烦闷的方式，而写诗作文无疑是更高级的方式。贬谪流寓带来生存环境的改变，一方面拓宽了文人的视野，让他们所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充实；另一方面锻炼了文人的心智，让他们所表现的情感更为细腻自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量诗人文豪贬谪流寓他乡，是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生存环境的改变，既促使唐代文人主动接受前人的优良传统，如《诗经》风雅精神和《离骚》骚怨精神，又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诗歌风貌，如边塞诗、贬谪诗。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很难造就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上，仅以唐宋为例，柳宗元、韩愈、苏氏兄弟等文豪都曾因政治上的失意而流寓岭南，在您看来，这些著名文人的被迫“流寓”，给流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戴伟华：古代文人政治上失意，对于他个人来说有其不幸，但对于流寓地而言无疑是一大幸运。唐宋时期，岭南地区在地域上仍属蛮荒之地，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比较落后，像张九龄这样位极人臣的本土人才实属罕见。文人流寓岭南，虽然在心理上感到非常郁闷，但在行动上却对当地有很深远的影响。以刘禹锡流寓连州的影响为例，首先是在政治治理方面的贡献，刘禹锡刺连期间重视农业生产（如《连州刺史厅壁记》）、关心百姓疾苦（如编医书《传信方》）、注重民族团结（如《莫徭歌》），促进了连州的稳定和发展；其次是在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连州第一个进士刘景即是刘禹锡的学生，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各地儒生争相前来求学，这对于当地的文化风气无疑影响巨大，此后连州人才辈出，“连州科第甲通省”、“连州风物媲美中州，则禹锡振起之力居多”。柳宗元之于永州、柳州，韩愈之于潮州，苏轼之于惠州、儋州，莫不如是。即至今日，他们的作品仍是当地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