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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精神疾患，就没有现代文学。从意识流，到精神分析小说，从后现代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精神问题是几代作家努力开发的富矿。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人与人之间距离大大减少，在社会的持续挤压下，精神不得不承担起更大的压力，苦闷、焦虑、紧张、惶惑、绝望，成为现代人难以走出的困境。 另一方面，借理性之名，人类叛逃出了信仰的乐园，可意识形态带来的却是接二连三的苦难，这让理性主义走向破产，可问题是，沿着习惯性怀疑的思路，已除魅的心灵无论如何也无法回归精神的故乡。 古人的幸福是，无需追问生命的意义，“信则灵”即可，现代人的不幸是，追问之后，却注定无法获得真答案。我们活着，仅仅因为习惯，我们说不出这一秒和那一秒之间的区别。即使巨大的伪幸福降临了，也会倏忽而逝，我们努力想忘掉那个老问题，可事实上却不可能——人究竟为什么活着？ 对此，中国文学习惯了媾和的态度，曹操已经在质问“人生几何”，他明知道“对酒当歌”的虚妄，可他却把希望寄托给同样不靠谱的友谊（即“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并最终把友谊泛化，上升为家国责任，所以曹操才会高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种情怀颇有现代版，正如《结局或开始》的“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即使鸽子落到肩上/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它们梳理一番羽毛/又匆匆飞去”，涂上“英雄般悲凉”这层油彩，死亡看上去就显得漂亮多了，俨然也成了件有意义的事，成了“每一个不朽的战士”的布景，最终又回到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老路上。 倒是鲁迅先生看得彻底一些，在《奔月》中，他置入了一个尖锐的刺： “这一定不是的。”女乙说，“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 “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女辛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