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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是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之后就提出了“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奋斗方针，并且公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和出卖东北政策，自觉走到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历史地位上来。中共唤起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精神的方式是多样的，他们擅长领导工人运动与组织学生游行，也善于团结各类工农武装，他们直接领导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东北抗联的对日斗争，特别是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代表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毛泽东随即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对民国模范省山西进行赤化和抗日宣传，在中央军、晋绥军20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下，坚持斗争了75天，最终与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北方阵线，公开违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开始了抗日合作。中共还听取了张学良的建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国革命进程的改变打下了基础。 正是因为中共大声疾呼并且掀起全国的抗日高潮，使之理所当然地成为领导全国各阶层民众抗战的精神领袖，这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得到知识阶层和民众的广泛支持，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被民众孤立的原因。毋庸置疑，抗日的正面战场确实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在打，但把全中国角角落落的乡村都变成抗日战场，这种精神感召也的的确确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这一点搞清楚，写小说或者影视剧本的时候才会有准确的度量衡，而不至于有失偏颇。 我个人认为，抗战文艺创作目前的状况，逼近真实比艺术塑造更重要一些，有些“硬伤”一定要避免，不然会成为历史的谬误和艺术的遗憾。比如说西安电影制片厂经典影片《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肤施(延安)和张学良谈判，双方坐在谈判桌前，周恩来、李克农等人身着红军军服，张学良、王以哲等人穿东北军军服，看上去泾渭分明，但这实在是大谬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在东北军各处安插特务，双方的谈判是非常秘密的，周恩来当时打扮成了关中富商的样子，李克农和随行人员是账房和伙计打扮。其实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创作，更加有艺术性，也更接近艺术的真实。不然，像这样的硬伤是无法弥补的，会成为永远的遗憾。 我国抗战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在题材的开拓和主题的开掘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可以说存在未曾涉及的空白领域。要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不仅仅是武力占领，他们对内宣传“圣战”，对外宣传“亲善”，妄想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以此为噱头蛊惑被占领国的人民，因此除了武力侵略外，文化上的侵略和精神上的同化也是他们的重要手段。上个世纪80年代新加坡有一部优秀的电视连续剧《雾锁南洋》，就比较全面和深入地表现了新加坡日占时期的人民生活和抗争，这部电视剧杰出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简单地把人民和侵略者二元对立，没有片面地展现斗争，而是把日军的生活甚至情感已和当地人纠缠在一起的现实都表现了出来，也把不同的人对待侵略的不同态度展示出来，有人懦弱地屈就，有人出于功利的目的迎合，有人无奈地认命，有人不屈地抗争。新加坡以华人为主，文化土壤和精神理念和当时的中国基本上相同，因此这部电视剧也可看做是中国日占区状态的一个缩影。侵华日军少将藤田实彦有一部报告文学《战车战记》，描写了他所率领的日军坦克部队从华北进攻南京途中，有一部分受日伪军蛊惑的中国“良民”打着太阳旗、抬着开水，在路边欢迎和“慰问”日本坦克兵。我小时候也听见过日本侵略军的老人们讲，日本人并不像电影、电视里的那样，见了谁都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相反，他们常常在口袋里装着一包糖，一副和蔼的、笑眯眯的样子，看到小孩子就掏出两块糖来，有时候还会送给老百姓一两个西红柿。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从文化和精神上征服中国，这比武力侵略更可怕，武力可以对抗，糖衣炮弹却难以抵挡。文化上的侵略、精神上的渗透也不仅仅在民间，汪精卫等当时的高层领导也被拉下了水，而我们的文学影视作品却鲜见这方面的深入挖掘和呈现。前两年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悬崖》，虽然以谍战为主线，其背景还是烘托出了东北在日占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态，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艺术作品，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亡国的可怕。中国是二战时期汉奸伪军数量高于侵略军数量的惟一国家，这一点我们应该深深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