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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15年的艰辛写作，又经过3年仔细的校改，2014年王锺陵教授出版了一部6卷本的《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该著有着远大的目标：大力创新研究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文论史研究的革新。 为了完整地把握文论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王锺陵针对中西文论不同的特性，对西方文论采取思潮史的写法，对中国文论采取文体史的写法，并对这两种不同的写法提出不同要求。王锺陵拟构出文论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将宏观微观相结合，实现多视角的转换和整体的综合把握，让读者时有身临其境，时有俯瞰众流的感受，既能细致研究各文体、各家文论的鲜活原生情状，又能在宏观上把握20世纪中西文论的发展脉络。 该著的西方部分，将纷繁多歧的西方文论加以大的区划，分为四个块团：精神分析块团、形式主义块团、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块团、后现代块团；复又分为四种模式：文本-作者模式、文本模式、文本-读者模式、文本-社会或文化模式，借以上这种大的划分，人们对于西方文论可以有系统性、整体性的把握。该著的中国部分对文艺体类的根本特征或曰其本体论予以揭示：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其最根本的矛盾乃是应用性与文学性的矛盾；散文文体的分化与类型的转换构成了这一世纪白话散文史纵向展开的绵长而壮阔的景象。诗性与散文性交汇是各民族诗歌的共同特征，而中国诗则具有突出的抒情性、广泛的功能性、强烈的教化性以及更多的诗性。小说艺术的发展，有三个圈子的矛盾：最外面的一个圈子是雅与俗的悬隔与汇通，中间的一个圈子是写实与自我表现及诗化小说等不同体式的歧向，内里的一个圈子是观念与写实的矛盾。这三个圈子的矛盾，都是基源于叙事与读解、读解与群体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产生的。戏剧是一门文学性寓于表演性(在西方歌剧中便是音乐性)之中的艺术，这一定义避免了以文学为中心或以演员为中心这样两个方面的偏颇。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将戏剧的本体性加于沟通上，生发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三个特征：像与不像的统一亦即写意与逼肖的统一、戏与艺的合一、演员与观众既相融又适度间离的关系。这三点正是说到沟通的途径、内涵及方式三个方面。以上这些论点，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极为重要的卓识。 由于将重要作家放置在文学思潮、文学走向或文学理论中加以论述，该著的中国部分对于众多作家都有新颖而深刻的分析。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兹举朱自清为例。在第三卷中，王锺陵总结说，朱自清的散文创作过程有其典型性的意义：“从写新诗，经散文诗而进入散文的写作，初始有修辞太过的倾向，后因写身边琐事与回忆文，尽量使用口语，而向着言文一致走，继而向着雅人小品靠拢，复因写身边琐事的小品文受到批判，而试图打破小品文，写得大一些，从而产生旅欧游记之写。与此同时，朱自清在语言上也吸收了欧化与文言的成分，达到了言文一致与言文差异的统一；从创作体式上说，也由主观抒发走向客观的表现，复又发现应该让‘我’出现，亦即客观之写中亦应有主体的存在。以上这些，正是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白话散文艺术化的过程，在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体现。”这一段话不仅从朱自清的创作主张的变动中，解剖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白话散文艺术化的过程；而且从这一过程中，更深刻地揭示了作家是如何随着文艺思潮的变化而更换自己的写作路径的。像朱自清曾受到雅人小品的影响这一点，就从未曾被论者们所认识。 作家研究还是比较小的单位，四体划分对于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来说，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框架性意义的大问题。一个流传广远、根深蒂固，在学界人云亦云、似成定论的说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四体划分的文体观是由西方传入的，但论者忽视的是，西方盛行的是三分法。由于关注活的文论，王锺陵从当年创作与评论中梳理出了四体划分产生的过程，论证了四体划分正是在中国自身的文艺运动中形成的。王锺陵说：“四体划分的文体概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现代散文’概念的明确。现代散文起源于杂感，杂感在向杂文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絮语散文，形成了小品文。小品文在30年代初形成高潮，使得散文得以与新诗、戏剧和小说鼎足而立为四，这样就产生出了四体划分的文体框架。这个进程大概在1935年左右完成了。” 本着对西方文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总要求。王锺陵在对20世纪西方哲学与文论思潮的汲取与改造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新见解。比如，在对新批评派诗学理论的批评中，王锺陵提出了他的文学本质说与广义的诗学本体论；在抉发了法国叙述学的缺点后，王锺陵提出建立叙述学的新思路；在对西方诠释学作过系统的梳理与批评后，王锺陵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宏的新诠释学；在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出改造后，王锺陵提出新存在论；等等。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王锺陵所建立的文论史研究的新范式是成功的，它对于文论的深入程度以及创新程度，同旧模式下那种资料罗列、干瘪枯燥、毫无理论发现的文论研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王锺陵文论研究新范式的成功，更体现在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文艺理论体系，完成了文艺理论从认识论向新存在论的过渡。《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的成功，表明中国学者以其独创性的巨著而走到了世界同行的前列，展示了一个更高的理论标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