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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时期中国文论所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热点有着某些契合性上。其中，技术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充分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促生与推动的作用。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更具前瞻性和远期性的理论目标是，其强大的生命力当应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回影响力”。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回影响力”/马驰 【作者简介】李志雄，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基督教文学研究。 马驰先生的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对它们与中国当代文论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从而发掘出两者之间的契合性和互动性关系。无论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论的研究，该著作都是一项值得学习和参考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言，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再到中国当代文论，其继承与发展的脉络是值得总结的，其借鉴与启迪是值得深思的。由此，一个应然的话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可以说，该著作对这个话题提供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作出了创建性的阐释，进行了合理化的批判与反思，这无疑是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的研究需要此种精神和方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重要课题，那么进一步展望，笔者所预见和推想的下一个话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形态之后”。基于马驰先生的研究和论述，笔者有以下“接着说”的粗见。 一 要有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先肯定要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如何中国化?大体说来有三条主要途径，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直接与中国的文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第二是通过苏俄等马克思主义的中介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的文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第三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介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的文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应该说，以上三种途径是并行不悖的，但为何在当代中国要特别重视第三条途径的研究呢?包括马驰先生在内的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学人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20世纪国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1](Ⅱ-Ⅲ)此一公论，实际上准确地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法身份和存在意义，使我们既有资源以它来还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又使我们有信心以它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文论特别是“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有何意义呢?“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和艺术、审美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也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又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应当说也是与我国新时期的理论结构一致的。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1]13-14所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中应有的且正在构建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有着思想血脉的共源性、理论发展的传承性；另一方面，又有着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文艺问题的当代性。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构成了不可缺失的参照，形成非同小可的启迪。 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首要旗帜，从卢卡奇的“主体性丧失”和“主体间疏离”，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到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再到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它们无不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对人的异化状态所进行尖锐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和社会政治批判的必然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都立足于人的生存本性，对技术理性都进行了生存论困境的揭示和批判……它批判了西方的理性化进程历史性的发展后果，揭示了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进步力量，而成为了一种剥夺人的自由和人的本性的现实力量，指出了技术乐观主义、技术理性观念的根本性局限。……与西方其他社会思潮所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并不局限于对文化层面和人的生存方式进行分析和揭示，他们也结合社会经济和政治统治因素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考察，因此他们的技术理性批判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意向和历史性特征，贯彻了一种社会批判的立场，这是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结果。”[1]46-47由此，对应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一方面极其需要运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如果将技术理性崇拜过了头，使“器”颠覆了“道”，必然导致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的丧失。医疗机构中的“手术红包”、奶制品行业中的“三聚氰胺”、食品行业中的“苏丹红”以及餐饮行业中的“地沟油”等等，这些无不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例。当利用技术造假、高智商犯罪和操控网络行骗等情况发生之时，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何为?首先是要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技术理性主义”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观的必然要求，即一切从实际出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躲进书斋”“坐而论道”“熟视无睹”等都是错误的态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背弃。其次是要履行批判的职能，在面对“技术理性主义”猖獗之时，知识分子的“公正良心”是引导社会正义的旗帜，也是社会进步的希望。此外，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因对社会的批判而忘却了对自我的批判，要时刻警惕和自觉清除身边的“文凭”泛滥、科研造假和学术腐败等丑恶现象，从我做起、身体力行，知行统一本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践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