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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易经》对文化的界定。在西方，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同样主指培育、崇尚，即“Culto”。诚然，外国文学理论“大破”之后远未大立。尽管它们正在或已然“转向”，但这种“转向”所导致的依然是发散性的多元。于是，“甲方唱罢乙登场”变了共时性狂欢。这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也将是一种常态，而且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倾向。它符合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多数外国学者，包括西方学者一直孜孜矻矻地执著于民族经典。他们并非不了解形形色色的当代文论，却大都采取有用取之、无用弃之的新老实用主义态度。然而，我国同行中仍有不少热衷于“后理论”的，甚至将歌德式的世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空想与科学的界限。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文学及文论的译介和研究本该为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研究范式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养分，而不是来者不拒，甚至引发肠胃功能紊乱的盲目吞噬。且不说大多数西方学者一直孜孜于经典研究，一些曾经的后文学、后理论“新贵”也早已转向。譬如文学伦理学的崛起，分析实证主义的回潮，生态批评与后人道主义的合流，认知美学的发展等等，都是这种转向的佐证。 世界主义由来以久，且从来内涵模糊、外延不清。它几乎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先秦和古希腊时代。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同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过类似的怀想，他将理想国描绘得美轮美奂，并将国民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哲学家等级、勇士等级和大众等级；至于诗人缘何必须被逐，则是另一个话题。在他看来，大众受欲望驱使、按欲望行事，他们是体力劳动者，即工匠、商人和农民。勇士作为二等公民靠勇气生活，是国家的卫士(军人)。作为最高等级的哲学家(爱智者)则用智慧治理国家；一旦由智者掌握权力，那么动乱就无处栖身，天下也就太平了。这是文人的一厢情愿，美虽美矣，然非现实，及至两千多年以后的当今世界一仍其旧。 如果将世界主义这个模糊而又宏大的概念缩小至可喻的范畴，那么首先它与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一脉相承；其次它业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演化为残酷的现实：去民族化的“国际化”趋势；再次它的消费主义取向违背了文学经典的伟大传统。 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认知是建立在对资本从地区垄断到国家垄断再到国际垄断的批判性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它是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形态)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建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也是事实。但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提是资本对民族性的消解；而且在这个“世界文学”格局中，各民族和地方文学的地位并不平等。所谓的“世界文学”本质上不外乎欧美文学或极少数为欧美所认可的亚非拉作家作品。而我们，甚至不清楚周边国家文坛都有些什么，何谈“世界文学”？当然，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实际的存在是另一回事，老挝有文学，柬埔寨有文学，缅甸也有文学，但世界市场和时流风尚有所偏侧，古来如此。 如今，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被许多学者视为人类情感“共舞”和精神“狂欢”的必然结果，不少人对此持审慎态度，甚至提醒共存和交流的背后正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单一性。持后一种观点的多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括詹姆逊、伊格尔顿、佛克马，以及一些比较文学研究家和东方文学翻译家如阿普特、韦努蒂等。 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市场已然形成，资本对文学的主导地位也早已露出端倪。村上春树、阿特伍德、波拉尼奥、赛阿维达以及丹布朗等(这个名单亦可无限延续)东西方作家的国际化、“全球化”取向和市场份额有目共睹。因此，村上战胜大江、阿特伍德战胜门罗、郭敬明战胜莫言在市场的天平上毫无悬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