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瑟哀弦——李商隐传》，董乃斌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39.00元 晚唐诗人李商隐（811-858）一生充满了苦难，在尘俗中摸爬滚打，但我们从他的诗里却看到美与自由，或者准确地说，是他对美与自由的向往追求。“俗态虽多累，仙标发近狂。声名佳句在，身世玉琴张。”（《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正是他一份很准确的自我鉴定。 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的小官员家庭，一生相当短促，享年仅四十有七，用现在的眼光看属于英年早逝，在平均寿命远不如当今的唐朝大约也算是比较短命。他十岁（长庆元年，821）丧父，而作为长子，却从此就要挑起振衰起弊光大门楣的重任。为此他奋斗了一生，始终没有取得多少实际的成功。 李商隐的感情生活苦难多于甜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李商隐也是一生坎坷：参加科举考试一再受挫，后来官阶始终很低，作为幕僚，长期跟着主公四处远行，经历了许多漂泊而难以充分发挥其才华的冷淡生涯。他青年时代登上安定城楼时曾有两句立意高远的诗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事实上他根本无从干一番回天转地的大事业，天下大局离他甚远；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诗里关心国家大事，畅所欲言地发表独立的见解。他曾在甘露之变（835）以后作诗痛斥奸人，暴露黑暗；稍后则支持一代名相李德裕（787-849）改革和振兴国家的大业，其心态是积极而开放的。在晚唐混乱的政治格局和夕阳西下的氛围中，李商隐保持着他心灵的自由，而唐代即使到了它“近黄昏”的末世，也还允许诗人们高歌自己的理想和感慨。 关于李商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和心灵历程，近贤董乃斌先生在其新著《锦瑟哀弦——李商隐传》一书中有着详细的叙述和深刻的剖析，精彩的意见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试举两段来看： 其一，大中元年（847）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宣宗免去宰相李德裕，连续贬官，同李德裕友善的郑亚外放为桂管观察使、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刺史，他请原任秘书省正字的李商隐担任他的幕僚，李商隐同意放弃京官，跟他到遥远的桂林去；第二年李商隐摄守昭平郡（今广西平乐），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地方主官，尽管是一处穷乡僻壤的主官，李商隐很愿意去。就此董乃斌先生写道：“我们不知道他在昭州究竟采取过什么行政措施，但能从他的一系列诗中感受到他当时的昂奋心情。他终于等来了一次机会，可以小试才能。他知道在昭州这样的地方，不可能做出多大的功业，甚至像柳宗元在柳州那样的政绩也很难取得，但至少可以像刚刚死去的好友刘蕡那样替地方做一些让百姓受益的实事吧。”（第260页）这让人想起李商隐早年“欲回天地”的大志。机会难得，做点事情吧。中国古代有这种想法的士人甚多，尽管他平时也许只以写诗著称。 其二，李商隐最后一次任职是在诸道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手下任盐铁推官。当时盐铁转运使坐镇扬州，因此曾经有不少学者认为李商隐涉及扬州、隋炀帝以及江南的诗篇当作于他任盐铁推官之时。乃斌先生说：“现在的李商隐诗集中留有若干首与江南有关的诗篇，比如咏叹南朝齐梁陈诸朝和隋朝的短命速亡，诗中都写到江南风光景物，有研究者认为，大抵应是商隐赴江南某地的盐铁院任推官时所作。也有人认为，商隐从梓州回来，身体已很坏，不允许他再作江东之游了。那些有关南朝的咏史诗，不一定非得亲临其地才能写……”（第327页）诗人到过江南或未到江南，都是出于推测，董先生对此未下终审判断。只要诗是好诗，作者亲临该地与否确实不算什么要紧之事。尽管就撰写文学传记而言，好像还是可以大胆地确立一说，只要无法证明此说必误，即可告无罪于天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