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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式的崇高 张江：崇高是一个普遍的范畴。西方美学家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并作出了理论阐释。其实，在中国古代，孟子就提出诸如“大”“圣”“刚”的概念，提出要养“浩然之气”，说的就是“崇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崇高从来就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王家新：作为一个美学概念或范畴，“崇高”并不只为西方美学、西方悲剧艺术所特有。在中国诗歌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崇高”也始终是它的一种精神向度，而这和历代中国诗人的命运与职责深刻相关，尤其是和一些伟大的诗人想要照亮和提升一个民族的心魂的努力有关。在这里，我首先想到屈原。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文人诗人，他的诗歌一开始就达到那样的高度和感人程度，在今天看来仍有点不可思议。他的一颗诗心，他的忧患意识，奠定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结构。他对真理不惜任何代价的追求和决绝之心，形成了一个民族最高贵的品质和风骨。他在《离骚》和《天问》中那种伟大的想象力和追问精神，也极大地拓展和提升了我们生命的维度。在屈原的作品中，有一种伟大诗歌才能提供的尺度、边界和回声。 屈原作品中贯穿的高贵品质和崇高之美，构成了中国传统“诗言志”最可宝贵的精神内核。更为深刻感人的是，屈原以他的全部生命，甚至以他最后的投江自尽，赋予了他的崇高追求以真实性和感人性。我们知道，在《离骚》的最后，就出现过这样的诗句：“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在对现实绝望之余要前往他的乌托邦，但是他的马却不愿跟他一起前行了。那“蜷局顾而不行”的姿态和生命痛苦令人震撼，正是它将一首诗、将一个诗人的崇高品格推向了高潮。 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是屈从于物质生活的消解性力量，还是奋力从虚无中创造出意义？我们的写作怎样重新通向希望？这些年来，人们对“后现代”的拥抱，对于原有的神话、价值和意义的消解，对于“崇高”的调侃，已使我们回到一个所谓“平面”上来。但是，当一种浅薄的时尚裹挟着我们前行的时候，我们是否已忘了应该“有所选择”？我们为什么写作？是为了给消费时代做一些文化点缀，还是坚持逆流而上，以我们自身的方式加入到世世代代的诗人对其“天命”的承担之中？ 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有不少“流着泪迎接早霞”的诗人，他们是敢于说出“除了伟大别无选择”的一代。但是现在，我们打开的精神维度是不是变得萎缩了？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有点混淆了蚊子的哼哼与缪斯的歌唱？ 张江：在今天这样一个审美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当然不希望所有的文学都是一副面孔、一种风格。但是，倡导审美多元化、风格多样化，并不是要让低俗取代高雅、猥琐消损崇高。文学无论分化出多少种风格，它的核心价值依然是引领人、提升人，让人向着宏阔、高尚、博大的精神之地进发。就此而言，崇高又不仅是一种风格概念，它更是一种精神气韵、灵魂色彩。如此意义上说，崇高应该成为所有作家和作品的执着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