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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创作都是个人化的 在《伊莉莎白·卡斯特洛》(Elizabeth Costello)中，借由伊莉莎白这位睿智、尖锐、刻薄无比的作家，库切(J.M.Coetzee)批判了某些“自我异国情调化”的写作。事情是这样的：大作家(同时也是老作家)伊莉莎白·卡斯特洛在邮轮上遇见了一位同行、旧识——非洲作家伊曼纽尔。与伊莉莎白相同，伊曼纽尔同样受邀发表演说，讲题为“非洲的小说”。何谓“非洲小说”？伊曼纽尔认为，非洲基本上并无小说传统，真正兴盛的是所谓的“口语传统”。非洲人并不惯于在候车亭、茶馆、书房、长程邮轮，在空闲独处时打开一本所谓“小说”来看──如果他们真有闲暇之日，他们倾向于聚在一起聊天打屁，他们倾向于一种“在场性、演示性的叙事”。“一个法国作家或英国作家的身后有着数千年的文字传统……而我们继承的是口语传统。”)也因此，非洲作家伊曼纽尔表示，“非洲小说，真正的非洲小说，是口语小说。在书页上，它处于休眠状态，只有一半的生命；在我们身体的深处有一个声音，只有当这个声音把生命吹入词语，小说才会苏醒过来，才会把话说出来。” 这有趣极了，且毫无疑问启人疑窦。我们不禁想提问：如果多数台湾人有空，他们会习于“打开一本小说来读”吗？我当然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台湾人也比较喜欢聚在一起(在热炒店，在咖啡馆，在辣子鸡丁与苦瓜咸蛋之间)聊天打屁，或议论是非，或阖家观赏政论节目中争吵作戏兼且议论是非(但当然，说台湾人和非洲人相近，我想多数台湾人都会气得弹起来)。推而广之，如果多数中国人有空，他们会习于“打开一本小说来看”吗？我想也相当可疑。华人有所谓“数千年的文字传统”吗？显然是有的；那么，“数千年的小说传统”呢？ 这或许不是新鲜话题。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已然明示：现今所谓小说形制，大抵全属西方制造；而与中国文学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并不相类。“中国小说”，或说华文文学传统之下的小说，是唐传奇(《杜子春》《聂隐娘》)，是说部(《水浒传》)，是笔记(《世说新语》)，是“三言二拍”；非为西方所谓“story”或“novel”之范畴所能概括。我们当然也不难直接指出某些华文作家试图继承这样的华文小说传统：阿城的《遍地风流》(笔记传统)、汪曾祺(笔记传统)、金庸(说部传统)、张大春自己的部分创作等。然而，《伊莉莎白·卡斯特洛》中这位不识相兼且无礼貌的女作家(我们难免将之视为库切的化身──可以预期，或许库切本人也颇乐在其中)如此讥嘲“非洲作家”伊曼纽尔： 至于他所钟爱的口语小说──他已经靠这个建立了他作为演说家的职业基础，伊莉莎白发现，这个观念连核心都被弄混了。她宁可说，“一部小说如果讲的是那些生活于口语文化中的人，那它未必就是口语小说。正如一部关于女人的小说并不就是女性小说”。 她(伊莉莎白、库切)的看法是对的吗？我认为是对的。问题在于，难道不能以接近口语的形式书写一本口语小说吗？这又有何不可？ 我想我们或许接近结论了(伊莉莎白的尖酸刻薄令我们获益良多；而库切可能并不知道，张爱玲的尖酸刻薄同样令深处华文语境的我们获益良多)──所有的文化遗产、文化元素：中国的、异国的、华文的、世界的，无论来自何方，理论上原本即可为人所用，为小说家所用。小说家当然可以口语的形式书写一部关乎口语文化的小说，也可以“小说惯用书面语”之形式创造一部关乎口语文化的小说。作者有他自己的个人成分，这关乎个人癖性、文化养成，甚至可能关乎市场需求。但无论如何，站在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当我们讨论一部作为优秀或拙劣的艺术品之小说，重点毕竟是个人化的深沉视野、个人化的特色，而不在作者的身份，也不在于作者对于任何文化传统的“继承”。以小说艺术观点而言，任何所谓“继承”，并不比一个个人化的独特视野或小说家如何“化用”那些“继承”以创造此一独特视野来得更重要。没有什么比一个观点、一个视野的深邃丰富更重要的了。一部小说并不会因为它继承(或不继承)了什么而变得更优秀，但一部小说绝对会因为提供(或无法提供)一个独特而深邃的个人视野而关键性地决定了它的艺术高度。无可回避的是，所有创作都必然是个人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