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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10日，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已近耳顺之年的老作家李凖凭借5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黄河东流去》获奖，这部作品其实也是李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1938年6月，为阻挡日军沿陇海线西犯，蒋介石接受“以水代兵”的建议，下令军队炸开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共44个县，一千多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达百万。史称花园口惨案或花园口事件。由于生态被破坏，洪灾直接导致了1941-1943年间的大面积旱灾和蝗灾，这便是饿死300余万人的“河南大饥荒”。1947年黄河决口合堤，在此前后灾民陆续返乡。《黄河东流去》便是以此为背景展开叙述，重点描写了黄河边上的小村赤杨岗里的七户人家在近10年的灾荒、战乱中的生活。 一 《黄河东流去》的部分内容分别于《十月》杂志的1979年第1期和1982年第4期选载，上下卷由北京出版社分别于1979年和1985年出版，全本在1987年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如此漫长的发表、出版过程中，除却获奖后短暂的评论热潮，《黄河东流去》在文坛热点纷纭的8年间，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存在。多年之后，与其同时获奖的《钟鼓楼》和《沉重的翅膀》早已在文学史叙述、文学史教育和传播中被经典化，而《黄河东流去》却很少被提及。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文坛对在伤痕系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中涌现的作家作品偏爱有加，而对在十七年期间被打上“路线正确”政治标签的作家在新时期的创作有着普遍的不信任，此后的文学史叙述又延续了这种思路。然而这种皮相之见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阐明《黄河东流去》与当时的传播接受语境的关系，才能理解《黄河东流去》的遭遇并对之做出合理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中短篇小说独大的文学年代，长篇小说常沦为中短篇小说所处理的话题、素材在文体层面的补充。因为文体操作所耗费时间、精力、才情等原因，长篇小说无法紧跟文坛/社会的热点，这是任何时代都要面对的常识性问题。相对于其他文体(包括报告文学在内)，长篇小说被冷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历史情境下政治/文学思潮的更迭的结果。这与当时茅盾文学奖的重要性和公信力没有关系，与当时文坛对对各类文体优劣的价值排序亦无关系。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长篇小说还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之为“新时期文学的‘灰姑娘’”(《长篇小说：新时期文学的“灰姑娘”》，《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1979年，《十月》选载《黄河东流去》部分内容，时隔不久，《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公布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当选作品》(此后短篇小说评奖每年一次)。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其他获奖篇目均发表于1978年)、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宗璞的《弦上的梦》、卢新华的《伤痕》、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贾平凹的《满月儿》等都是获奖作品。这些作品基本上能够代表80年代初期文坛基本倾向。上述几部作品不管是在当时文坛还是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也都是谈论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思潮必须追溯的源头。这些文学思潮大体与国家进程保持了一种平行的呼应关系。比如，伤痕、反思文学思潮，对应于国家意志基于新的顶层设计的需要，而不断进行国家形象的自我清理和制度的自我批判的历史进程；同时，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历着从“革命中国”到“开放中国”的形象变迁，其内在的驱动力在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常发展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又要不失中国“特色”。改革文学正是在这个层面承担了某种程度的建构功能。从文学评奖的层面来说，此时的官方意志与评论界/知识界的价值倾向、作家的关怀焦点、读者的阅读偏好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因而此类评奖结果不仅能以相对公正公平的面貌示人，而且亦能反过来以结果对评论家、作家、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规训。此后的各类评奖包括杂志报刊的评奖亦延续了这种思路。以中篇小说为例，1981年，《文艺报》公布了第一届(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篇目(这个奖当时的名称是“文艺报中篇小说奖(1977-1980)”，此后的中篇小说评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发表于1979年的有：《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大墙下的红玉兰》《啊！》《天云山传奇》。发表于1980年的有：《蝴蝶》《人到中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土壤》《蒲柳人家》《淡淡的晨雾》《开拓者》《三生石》《甜甜的刺莓》《惊心动魄的一幕》。不难看出，这份中篇小说获奖名单在旨趣上与短篇小说评奖的相似性。事实上，此后几年全国中短篇小说评奖亦在根据文学/政治思潮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导向性和包容性。比如，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年)、王蒙的《春之声》(1980年)、王安忆的《蝴蝶》(1980年)《本次列车终点》(1981年)等作品在涉及伤痕、反思等题材的同时，在叙述技巧层面进行了探索，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1980年代中后期重形式、叙述、技巧的文学思潮倾向的源头；陆文夫的《小贩世家》(1980年)、刘绍棠的《蒲柳人家》(1980年)、汪曾祺的《大淖记事》(1981年)等作品淡化了政治/历史背景对世态、人情进行描绘；铁凝的《哦，香雪》(1982年)、邓刚的《迷人的海》(中篇，1983年)、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中篇，1984年)则是社会转型期“时代的抒情”，前者是阴柔温婉、朦胧含蓄的小抒情，而后两者则是张扬理想主义情怀的刚性雄壮的大抒情；冯骥才的《雕花烟斗》(1979年)、《神鞭》(中篇，1984年)，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1981年)、《七叉犄角的公鹿》(1982年)，邓友梅的《那五》(中篇，1982年)、《烟壶》(中篇，1984年)，李杭育的《沙灶遗风》(1983年)，阿城的《棋王》(中篇，1984年)，扎西达娃的《系在皮扣上的魂》(1985年)、王安忆的《小鲍庄》(中篇，1985年)等作品则涉及民俗、历史、文化的积淀与时代进程的关系。至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篇，1985年)、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中篇，1986年)等作品获奖则体现了国家对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席卷文坛的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的一种有限的认可，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85新潮”，或者将1985年视为先锋小说元年，《黄河东流去》正是在这种思潮更迭的背景下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1977年-1986年全国中短篇小说的获奖情况，旨在说明：在从发表到出版再到获奖的传播过程中，《黄河东流去》描述的内容、主旨始终与社会/政治思潮的更迭、文坛的关注焦点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进而使得它渐渐淡出文坛的视野。前述提及的作品不仅是后来文学史叙述、教育、传播谈及某些思潮时必会提及的作品，而且在国家荣誉之外，他们亦是当时名目众多的各类报刊、杂志年度评奖的获奖作品和出版社、文学机构的年度选本的入选篇目。这种情况亦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的一个基本事实，即那些被视为新的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作品一旦成为关注焦点，他们在历史现场就有被经典化的倾向，从而在此后的历史叙述中被不断提及、强化。而那些未成为热点话题的作家作品就会淹没于一波又一波的思潮更迭中。其中某些作品不被提及，其实跟文本本身的优劣程度并无直接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