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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我倒不是通过西方学者研究工作去看这些展览。西方学者对古希腊、罗马及两河流域都是有研究的，如乌尔王陵就是英国人发掘的。我在大英博物馆看近东文物的陈列，展板上都有背景知识介绍如出土情况等，那是因为西方学者本身对这些都是有研究的，有些金银饰品还会复原出人原本是怎么戴上的。但是中国金银首饰的出现本来很晚，汉代才开始流行，早期在中原地区就非常少见。清以前中国的金银首饰几乎就没有传世品，都是后来经过考古发现的，外国人并没有参与，所以西方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些为数不多的中国金银首饰，西方学者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如何穿戴。我去大英博物馆中国厅看展出的金银首饰，整体感觉是“撮堆儿”式的展览，很少有一件件展出的，都是一堆堆的，因为西方学者对它们没有研究。 话说回来，金银首饰本就不是人家的重点，他们做得较好的是外销瓷。过去咱们好多瓷器远销海外，有一阵子，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欧洲还刮起了中国风。金银首饰也没出口，人家都看不到实物，拿什么去研究呢？所以西方学者对瓷器感兴趣、有研究，想知道出自哪个窑口，是怎么回事。像漳州窑，他们原来都叫汕头器，经过千方百计找窑口，才弄明白真正的产地。外销瓷国内原本是不受重视的，尤其是那些被称为汕头器的，属于制作工艺不太好、艺术水平也比较低的，一直遭到忽视，近些年因为提倡中西交流，外销瓷成为一个课题，才得到重视。原本主要就是西方人做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金银首饰的研究，西方学者根本就没有做。就看这次的大明展，是由梁庄王墓引起的，西方学者说没见过这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梁庄王墓里的东西比较集中比较丰富，中国其他地区的藩王墓出土器物还多着呢，像肃王家族墓，在兰州上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以及之后都做过考古工作。再有江西益王家族墓、湖北蕲春荆王家族墓，出土金银器都在各地办过大展，只不过梁庄王墓比它们都集中，特别是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好，所以西方学者就关注到了。 您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早年关注古诗文中的名物、唐宋士大夫生活，近年来研究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又延伸至敦煌艺术名物和佛教艺术。眼光、足迹已经从“中土”到了“西域”乃至佛教发源地—印度。我很好奇的是，除了中国这些金银首饰，中国周边地区，例如蒙古、俄罗斯、中亚、印度、东南亚，有没有同类工艺品呢？您有没有考虑过将其他国家这方面的研究纳入自己的著作之中，使之更加完善？ 扬之水：对周边地区的同类工艺品，我看了好多，美国、俄罗斯、印度、印尼、斯里兰卡我都去过，它们的博物馆也拍了很多的照片，也买了好些书。这些基本上是作为自己的知识背景，让我在研究中国的东西的时候，脑子里还有一些国外的东西，不是眼睛只看到中国。我是没有条件做研究的，要研究这些东西，至少得精通一门外语，最好是懂两三门外语。所以我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把这些当作自己的知识背景，起码在脑子里多积累一些图像，像波斯的、希腊罗马的东西，在大英博物馆、弗利尔博物馆、柏林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这些地方都看了不少。我曾经想过，把我看到的这些照片编一本图录，也就是一本资料集。因为就算这么一本书，国内都没有，想想容易，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我还是发挥我的长项吧。 研究佛教艺术，需要掌握佛教、梵文等领域的知识，但您是“半路出家”，中年以后才开始接触这些方面。白化文先生评价您是“转益多师”，您能谈谈其中的情况吗？ 扬之水：其实我写《桑奇三塔》，也还是因为大陆没有这么一本书，才不得不自己动手来写，我觉得没有这么一本书太不应该了。但佛教是一片海，太深了，所以我写完就赶紧跑开了。包括敦煌名物研究也是，因为特殊的机缘，跟新加坡的袁旔女士一起同樊锦诗见面，她向樊院长提了一个建议，然后就有了这么一个课题。我也是写了一本书然后就撤退了。因为这不是我的长项，起码对佛经的义理这些更深层的东西有所了解才能深入下去，所以我只是在世俗层面考证了一些器物。 您也去日本看过当地的博物馆。和西方一样，日本收藏了很多中国的文物，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心得、感想？在您看来，日本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如何？西方对物质文化的研究蔚为大观，中国台湾方面，中研院史语所也有关于“物质文化”的庞大研究项目。不知道您是否关注过这些方面的研究，对您本人的研究是否起到帮助作用？在您看来，您的名物研究，能够纳入物质文化研究的范畴吗？ 扬之水：日本人的研究，我们一贯认为是比较深也比较细的，还有西方，包括海外，也有一批做物质文化的，他们也都很重视器物的细节，而且角度很新颖。但是他们重视的细节和我重视的是不一样的，也是我在《北京青年报》的采访里说的，我是重视一器一物的发展历史，而不是他们所说的物质文化。在我看来，物质文化研究还是太过粗线条，不是说不能把某件东西放在历史背景里谈，但是最起码得把这个东西的始末源流从头到尾弄清楚才行。需要理论素养、关注形而上的物质文化研究，不是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我的长项，我关注的完全是形而下的。 您最近开始关注“文物与文学”这个题目了，去年12月在南京博物馆做过以此为题的讲座，首都博物馆请您去讲座，也是讲这个题目。 扬之水：南京市博方面是因为他们请我去讲座，问我要讲什么题目，我突然想到，市博藏了不少明代功臣墓出土的金银首饰，可以跟《金瓶梅》结合起来，说说“文物与文学”。首都博物馆讲的“文物与文学”，内容会与我在市博讲的稍有不同，因为这个题目下可以包括很多东西。 你可能也注意到，近些年来，各地的展览办得非常多，《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门有一整版是讲各地的展览。这确实是因为各个博物馆都在努力，希望以出色的展陈评上每年的全国十大精品展，提升自己的层次，有的二级博物馆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升为一级馆。包括各个地方的县级博物馆也在盖新馆。也正因为这样，展览就特别的多，很多博物馆把多年没有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这就需要策划展览选题。我到博物馆看东西的时候，人家也会问我有没有什么展览选题。我想到以往的展览主题都是跟历史结合的比较多，过去一进一个博物馆，就是一个通史陈列，现在起了一些很好听的名字，比如湖州博物馆的“吴兴赋”，曹锦炎给起的名字，又比如扬州博物馆的“广陵潮”，还有其他四个字的名字，带点诗意，都很好，但基本上还是历史陈列，跟文学结合的就比较少。我看过台北故宫出的一些图录，他们早就开始做这件事了，因为他们的展品更换的频率比较高，就得弄点吸引人的，比如说他们展出过文物上出现的人物故事图，或者是赤壁赋专题展。就是像大明展，馆方说，关于中国的展览每五年做一次，也是要给展品赋予讲故事的功能，我是为了这个展览专门去看的，但实际上要把一个故事讲好，这个标准太高了，要把和文物有关系的各类材料都吃透了，才能讲好一个故事。他们有这个想法，但我看完展览并没有觉得讲出了一个故事。当然，能够办这样一个大展，也是不容易的。 说到讲故事，您前面说要和《金瓶梅》结合起来，这里面可以讲的故事那就太多了。 扬之水：1990年的时候，金良年他们就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一本《金瓶梅鉴赏辞典》，考证了书里的很多东西，但是这本词典不配图，而且他们动手比较早，看到的东西远远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多。白维国也主编过一本《金瓶梅词典》，主要关注语词的解释，因为他是社科院语言所的。所以我觉得还可以结合现在出土的这些东西，利用展览讲很多的故事。其实我也到处跟人呼吁—你看首都博物馆藏了那么多金银首饰，我几年前就跟他们说，可以办一个展览，他们大概觉得首饰太小，一件件摆出来，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还得看具体怎么做了。现在大家常说“让文物活起来”，这个“活”不是动画效果，像很受大家欢迎的《康熙南巡图》动画，而是说跟时代结合起来，跟其他门类如文学、历史结合起来。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读图时代，就应该有新的思维方式，也得充分利用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资源，像这么多考古发掘的新文物。有了这些文物，我们读诗或者小说的时候，脑子里马上就有了立体的图像，读书就不再是单线条的，变得有意思多了。 您能具体举几个例子吗？ 扬之水：我以前出《终朝采蓝》的时候，李旻给我写了一篇序《诗中物与物中诗》，其实就是角度的选择，你可以站在诗的角度，诗就是广义的文学，也可以站在物的角度，物就是器物或者图像，不断变换角度看这些东西，看器物的时候可以想到诗和小说，读诗和小说的时候可以想到器物。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的古典文学丛书，我是忠实读者，从一开始我差不多就是出一部买一部，一直追捧，因为能入选的都是有专精研究的大家之作，他们做的笺注我特别感兴趣，讲解的交游、典故等对我来说也特别有用。这些书就放在离我最近的一个书柜里，是经常会翻的，但是它们的笺注普遍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涉及名物，往往就出错。最有名的温庭筠的《菩萨蛮》，“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这几句，所有笺注都解不好什么是“人胜”，最多引几句《荆楚岁时记》，说一下最早的出处。对“人胜”的注解，就是我说的对一器一物的关注。“人胜”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一直都在诗词小说中出现，实物也是有的，但历朝历代是有变化的，到了温庭筠的时代还引《荆楚岁时记》，其实两个不同时期的“人胜”已经不一样。我去年春天发现了它的实物，所以这句词我一下子就读懂了，而且把“人胜”的历史也从头到尾解通了。这个问题我也是关注了很久，写了好几篇考证，不断刷新自己的认识，最详细的一篇，已经收在不久会出版的一本会议论文集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