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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正因此，张慧瑜对于大众文化的解读充满了历史的纵深感。之所以关注新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现象，张慧瑜的目的显然是对当下中国阶层分化和重组的现实作出回应。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众说纷纭而又莫衷一是。张慧瑜也一再表示，无论是“盛世中国”还是“危机中国”，似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事例，而人的视点不同，自然就决定了所见的迥异。有的人或许会徜徉于光怪陆离的都会景观，有的人或许会注目于腐朽衰败的黑暗角落，但张慧瑜的问题却是，面对这个阶层分化和戾气重重的状态，大众文化何以给我们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似乎不同的社会主体都能各安其位，而这其中资本和权力究竟是如何实现意识形态共谋的。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他发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介入，以及大众文化对历史话语的征用，从而达到罗兰·巴特所谓的把“历史决定”与“自然事实”相混淆的事实，结果，它既阻碍人们对于历史的全面理解，又促使人们接受现实合理的假象。而张慧瑜的解读，正在于还原其试图遮蔽的历史性，这无疑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让我们发现了历史的颠覆力量。所以，立足于现实的分裂感受，回望历史的复杂脉络，就构成了他的文体风格。 然而，大众文化神话的维系，却并不仅依赖它对于历史的排斥，其未来主义的指向也在这中间发挥了极大作用。这或者是罗兰·巴特所始料不及的，因为他解构大众文化神话的重点在于历史维度。罗兰·巴特发现，资产阶级通过利用小资产阶级在报刊、新闻和文学作品中传播种种去历史化的表象，以实现其将现实世界转变成想象世界、将历史转变成自然的意图。如此一来，资产阶级不再被命名，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到处充斥，而在中间，小资产阶级可能与资产阶级的财富并无任何关系，但它们却收获一种幻象，“从那一刻起，一个每月赚2500法郎的打字员，也在资产阶级的盛大婚礼中看出了自己的特征和位置”。很大程度上，被塑造成市场经济消费主体和被想象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国内中产阶级(小资、白领)也分享着这一幻象，这从张慧瑜的大众文化分析中就已得到证明。“资产阶级名称的缺席不是一个虚幻的、偶然的、附带的、惯常的或无关紧要的现象”，这是罗兰·巴特意识到的，但他除了再现其历史之外，却对大众文化何以形成幻象一筹莫展。张慧瑜却可能在齐泽克那里获得启示，发现这种幻象的心理基础，是在于人们对前方不可能之物的欲望。 齐泽克曾指出，欲望在意识形态中具有极度的含混性，它常从正反两个方面起作用，一方面它封闭了选择的实际范围，另一方面又维持着虚假的开放空间。“选择的实际范围”，不仅包含着中产阶级参与“资产阶级盛大婚礼”的可能，也包含着农民工顺利讨到工资的可能，但这些可能，却类乎一种“空洞的符号性姿态”，因为它们貌似提供了一种选择的机会，但这种选择却是注定不会发生的。总有一些意外，不但使得小资产阶级无法参与“资产阶级盛大婚礼”，而且使得农民工不能顺利讨到工资，因为站在这些干扰背后的，其实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大众文化对于欲望的倚重，而张慧瑜对于大众文化的解读，也借助了精神分析的理论资源。所以，他不仅能以回溯历史的方式揭穿大众文化的神话，而且能在表面的文本和隐藏的欲望之间撕裂大众文化的幻象。然而这却可能让我们被迫接受一种现实创伤：根本不存在什么开放空间，所谓偶然其实都出于必然。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或还可抱着屌丝逆袭的幻想，以为终有“见证奇迹的时刻”。而在张慧瑜的论述中，也常出现“人们更愿意相信奇迹会……”之类的表达，如今却只能陷入前方一片空无的绝望。当然，还另有一种可能，亦即齐泽克所谓“超越幻象”，但要超越幻象，填平鸿沟，就必然触及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而迫使我们进入危险的领域。 (《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张慧瑜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