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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新的时代特点 熊元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积累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应在把握广大文学批评家的切实努力和点滴进步的同时，锲而不舍地推进这些切实努力和点滴进步形成滚滚向前的文学理论潮流。你能否详细地谈谈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的时代特点？ 刘跃进：近30年来，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已经走出了进化论的思维定势，也不再拘泥于政治化的束缚，注重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与历史性，突显中国文学的特色。我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一文中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文学的时间空间研究，在作家的物质环境研究，在时代的不同阶层研究等方面，融会贯通，体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学术研究在向社会回归，文学创作更应如此。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建安文学、盛唐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文学接了地气。最杰出的作家作品，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如果文学远离了社会，远离了大众，文学的源泉就会枯竭，文学研究的源泉同样也会枯竭。 出色的文学史家必是出色的文学理论家 熊元义：文学批评家如果要推动文学的有序发展，就要勇于理论创新。在人类文学批评史上，那些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往往又是出色的文学理论家。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这种一身而兼二任的现象并非稀见。中国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家同时兼任文学理论家。但是，不少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却沉溺在历史碎片中，丧失了理论感，不是完全被文学现象牵着鼻子走，就是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自我灵魂冒险。你提倡一个文学史家同时又是出色的理论家，能否进一步地谈谈？ 刘跃进：我个人的专业兴趣主要集中在秦汉六朝文学研究。进入这个领域，面临的最大困惑还不是史料的匮乏，而是如何确定研究对象的问题。秦汉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哪些内容应该进入文学史？哪些历史人物可以视为文学家？哪些作品属于文学创作？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作家和作品？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约定俗成，不言而喻。但是，如果仔细追究起来，古往今来，其实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分歧无处不在，迄无定论。这就涉及到用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来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学，我们研究文学史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是应当从丰富多彩的文学史探索中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框架或理论主张。在经历了100多年的中西方全面交融的历史实践之后，新世纪的中国学者有条件创建中国的文艺理论学派。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还是那句话，文学观念的更新是学术研究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宋代以后的文学史研究，我未曾涉猎，更不敢发表议论；但是先唐文学研究，如果还是恪守过去的文学观念，就很难有更大的进步。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整个学术界都面临着转型。前面我们提到的对于文学空间、时间、物质、精神以及文体研究的关注，其实都在试图寻找中国文学研究的突破口。 突破口在哪里？我认为在理论探索方面。中国文学史家和西方文学史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同：中国的文学史家更重视的是“史”的线索，当然，这是中国传统学问的精华所在。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的变化，理念先行的编写模式往往左右我们的文学史编写工作。似乎文学史家的任务主要就是依据某种或某些理论主张去梳理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很被动地期待着国内外的理论家提供有效的理论武器，就成为中国文学史工作者的常态。而西方出色的文学史家在注重梳理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同时，努力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中归纳出若干理论。因此，很多理论家往往就是文学史家。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理论家。这样说，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这种现象似乎并不是个别的。在现代中国，很难找到一个文学史家同时又是出色的理论家的例子，而在西方，一身而兼二任的似乎并非稀见。譬如意象统计法的创立人，英国学者斯珀津(Caroline Spurgeon)就是在《莎士比亚的意象》一书中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英国唯美主义重要理论家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的名著《文艺复兴：艺术和诗的研究》《文艺复兴历史探索》等通过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追求唯美的理论主张。美国新人文主义主要代表之一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研究19世纪文学，主张用“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强调理性、道德意志和道德想象力，创立了新人文主义学说。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其实，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史家同时兼任文学理论家，或者说他们的理论主张首先来源于文学史研究的实践，譬如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钟嵘和他的《诗品》，就是典型的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