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话是中国新诗语言构成的重要标志。由于白话的使用，新诗打破旧诗格律，不拘字句长短，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白话相对于新诗而言，不仅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文体形式。有“新诗第一人”之称的胡适认为新诗“革新的成分”从一开始就比小说、散文要“大的多”，因而“引起的讨论也特别多”，显然与此有关。 从新诗诞生、发展至今，其概念、传统、标准等问题仍常常受到质疑、产生争鸣，可以看到：“白话传统与当代新诗”不应是简单的结论式的、影响式的话题，而应当是一个不断实践式的、探索式的课题。若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多半是黄河流域经过文人润色后的民歌谣曲，《楚辞》时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句式灵活的角度来看，“白话入诗”可谓古已有之。但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谈论“白话”不同的是，古代中文与白话的差别是相当大的。“白话”虽在唐代变文中成为汉语书面语的一种，并在诗、词、曲和变文、话本、小说的历史演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使用范围却仅限于通俗文学作品。白话的地位使其在代替文言的过程中被守旧派的林纾称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白话诗在诞生期屡遭非议，其实都反映了白话的身份、地位。为此，我们可以判定白话文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文学通俗化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又因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相一致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特定的时代生活需要相应的文学样式、语言方式加以反映，而现代国家、民主、文化观念的兴起与传播本身就蕴含着社会物质化、世俗化的契机。 谈及白话传统与新诗的关系，胡适的理论、实践自然是无法逾越的一环。结合胡适的文章、口述自传、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适的白话诗理论首先具有鲜明的历史进化论色彩。他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通过援引日记分别从“韵文”、“文”的角度论述“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反问“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将文言视为“死字”、白话视为“活字”皆源于此。众所周知，留学美国对于胡适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杜威的实验主义、赫胥黎的怀疑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等都深刻影响了胡适日后的思想及治学方法，胡适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在文学创作、研究等诸方面取得“第一人”的成就绝非偶然。基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历史的文学观念”，他敢于大胆的尝试，身体力行实验白话诗。其次，胡适是一位有世界性眼光的实验者。他的《谈新诗》强调“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都表明胡适的视野之广、观念之新。当然，鉴于旧势力的强大，胡适的白话诗理论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而其《尝试集》虽以“自古成功在尝试”为理念，但“尝试”之后的白话诗是否完全摆脱了旧时代的气息？其艺术性又有多少值得后来者借鉴？显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着眼于晚清就开始兴起的白话文运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白话的传统”。为了介绍外来的新事物，进行思想的启蒙，晚清以来白话文运动在文字使用上一直在接近口语的道路上前行。然而，出于启蒙和大众化的功用目的，此时的白话在更多时候排斥了传统白话的艺术成分。这种语言上非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五四之后新文学的发展。具体至新诗这一文体形式，白话的使用不仅包含语言上的通俗化，还潜含着诗歌概念本身与白话使用策略之间的雅俗冲突。正是由于初期白话诗实践在使用白话这一语言质料时割裂了白话的艺术传统，同时又解构了绵延几千年的诗歌观念，与白话小说、散文相比，其命运才会如此坎坷。而围绕白话诗产生的质疑等诸多现象，就这样成为了新诗“合法化危机”的问题。然而，无论怎样，新诗的实践都会在建构自身传统的同时丰富着“白话的传统”。从现代新诗的名篇，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等，我们不难发现汲取古典诗词资源、吸纳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都会在增加新诗艺术性的同时丰富其语言的表现力。新诗上述实绩证明新诗的历史和白话的传统一样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新诗可以通过自我的艺术追求弱化语言的透明度、丰富白话的传统，白话传统则可以通过自我修正为新诗写作提供机遇、注入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