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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论与“问题性”的解释维度 那么，在具体的文艺理论研究中，问题性何以发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凭借什么来建构自己的问题性呢?这首先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通常，当我们判定一种理论属于何种“主义”也就是“主义”性质或“主义”属性时，主要指的是这种理论所显露出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即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它是由理论研究者的观点以及所运用的方法决定的，具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就会有什么样的立场。这样说来，理论的“主义”性质主要取决于观点和方法。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观点与方法、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这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世界观是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各个领域种种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和看法，而方法论涉及的则是人类借由形成这些认识和看法的具体思维路径、手段和方法，观点和形成观点的方法之间就此而言又是有一定区别的，二者的统一性不是无区别的混一。就观点与方法的相对区别来看，中国当代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显然更多也更习惯于用观点的选择来显示立场，而较少且不善于由方法的运用显示立场。在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在经济学、哲学、美学、文艺学诸多方面产生了一些已成经典的理论观点和论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后来人，继承这些观点和论断并将之运用于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之中理所应当，无可厚非。一般来说，这种做法的确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文艺研究者的学术立场，不少情况下其学术效应也是正面的。但是，应该看到，在以往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这种通常的做法也显示出诸多消极和负面的影响。由于不是根据现实发展来创造理论，而只是为了说明和评判现实去运用理论，久而久之，便造成经典理论和经典运用者两方面的问题。在经典方面，原有的理论原地踏步、依然如故，没有发展、没有增值；在研究者方面，其头脑长期充当留声机、传声筒的作用，因而只会传经、注经，理论创新的能力大大弱化，等而下之者，也就剩下翻着经典书本鹦鹉学舌，或是用现实景观图解经典的本事了。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经典理论和论断都是基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生发出来的，有其一定时空范围内的适用阈限，而我们的研究者却常常是把它们作为神圣不可更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对待和取用之，不管自身的现实境况究竟如何，结果只能是无的放矢，甚至胡乱评判，不仅没有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且糟蹋、毁坏了经典的名声。 如果说以往在用观点的选择表达立场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的话，那么在用科学的方法形成观点以表达立场方面就更成问题了。方法是理论创新的手段和动力，是学术真理的理性显示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研究方法的新探索也就没有思想观念的新收获，研究者也就无从向现实表达立场。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方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之一卢卡奇才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不无偏激地说“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而且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④。从以往的历史来看，注重方法问题，具有科学的方法论和自觉的方法意识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强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论著和思想，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的有关论述和思想，列宁对于列夫·托尔斯泰的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无不深深地刻烙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印记，显示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色和巨大理论生成能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本雅明关于现代传媒技术与艺术发展关系的研究，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后工业社会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底色也清晰可辨。然而，比较来看，我们自己当代的理论研究，真正由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彰显“主义”和立场的成果却并不多见，乏善可陈。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陈旧过时的东西弃之如敝屣，争先恐后地竞相追逐来自当代西方的各种以“新”和“后”命名的时髦理论和方法，朝秦暮楚地追来逐去，最终却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传家宝丢失了，致使种种理论创新的宣言和构想成为空论。 这里，我们强调方法论，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还不仅是因为离开方法就形不成观点，不仅是因为以往在由方法创新理论方面存在缺陷，还在于理论的社会功能的实现、理论的“主义”性质和色彩的彰显与方法紧密相关。理论的价值首先在于发现、说明和解释现实，可以称之为认识功能或解释功能，理论如何认识或解释现实，与其方法论的选择和具体方法的运用有关。可以说，现实的面貌是由理论呈现出来的，而理论的面貌是由方法塑造出来的，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现实观，而有什么样的方法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理论，你不可能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尽管精神分析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等等可以补充或者说包容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内，却并不是、更不能替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文本是社会的象征行为，会以辩证的方式把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统一起来。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⑤。詹姆逊甚至认为以“生产方式”为阐释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模式比之当今时代其他各种阐释模式都更具语义的优先权，是“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⑥。可见，马克思主义是有其方法论规定的。詹姆逊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文艺理论家的主要代表，他所呈示的后现代社会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景观之所以能够迥异于其他后现代理论言说，毫无疑问是得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坚守，得益于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辨证阐释方法。他的理论成就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方法论与“问题性”的解释维度密不可分，不可不察，不可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