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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集体”之上还有更宏大的叙事存在，即——“共和国”，那是最高层级的“集体单位”。集体叙事既居统摄地位，其自身又置于共和国叙事统领下。如同“援朝大队”是整个“抗美援朝”运动的有机组件，集体既作为共和国肌体之构件，集体叙事也为共和国叙事所统领。如果说，集体叙事是小说叙述聚光区，那么，共和国叙事则是小说叙述的光源点，正是共和国叙事的光照，凝聚于集体叙事。 共和国叙事虽不在小说表现前台，但其统领作用却使其在叙述中几乎无处不在。它一方面体现为小说人物的精神之维——祖国情怀，在人物形象塑造中作为人物精神源泉突出表现。武震、姚长庚、姚志兰、吴天宝等主要人物尽管身份有别、个性各异，却具有共同的祖国之爱，它被表现为人物的精神支柱、力量源泉，并决定了他们成为“英雄人物”。祖国情怀促使共青团员姚志兰毅然推迟婚期，参加“援朝大队”，其未婚夫吴天宝也旋即跟进来到朝鲜，这对未婚夫妇的故事，表现着“儿女情”服从“祖国情”的精神取向，叙述在此表达的精神理念是：个人私情之上高悬着更宏阔、也更强劲的情感存在，祖国情怀是人物精神世界的至高情感。 杨朔对吴天宝的叙述，追溯其从“旧社会”孤儿成为“新中国”火车司机的经历，他“从乡村流落到城市，从放猪到赶大车，从赶大车又学会开火车”，“自从靠上组织，头一回才算有了家了”，“直到遇见了共产党，路子明了，方向清了，他才真正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吴天宝“翻身解放”的欣喜体验，在叙述中延展为对党和领袖的感怀，凝聚成祖国之爱，使他时刻感受到“祖国——我们的母亲，就在背后”；而在壮烈牺牲时他留下遗言：要未婚妻“把爱我的心情，去爱祖国吧！”作者的叙述用心在于强调人物的情感体认，“组织——家”、“祖国——母亲”的修辞表述，隐存着将个人情感表达引向祖国情怀的叙述理路，祖国情怀作为至高精神居于人物情感内核，并得以叙述强调——这是共和国叙事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面，共和国叙事还体现为小说叙述的历史之维。杨朔特意在小说叙述中切入国家历史内容。“抗美援朝”的时代大事件，实为《三千里江山》的近台背景，而在小说展开中，作者又于近台背景轮廓外延伸开更阔大的远台背景：他在人物经历交代中有意融进国家经历，并与“抗美援朝”的时代大事件构成国家历史经脉，国家历史叙述就此嵌入人物故事，切入小说整体叙述格局，成为共和国叙事的有机构成。 在交代姚长庚家世时，杨朔特别强调：他两个儿子当年“平白无故叫日本鬼子抓去，也不知卖给哪家炭矿，是死是活，到于今没有音信”，老太婆为此哭瞎一只眼；现今奋身抗击“美帝”，是因为不愿意“闺女再叫美国鬼子抓去，当驴当马卖了”。过往苦难既是人物身世、家庭遭遇，也是民族经历、国家记忆，它与受侵略、遭奴役的现实威胁，构成小说叙述的历史内容，个人经历遂与国家经历交织，“抗日”与“抗美”形成国家叙述的历史维度。不惟如此，杨朔在小说展开中还特意融进共和国“前史”，叙述武震故事时，交代他从“渤海边上一个水手”成长为“革命军人”的历程，且在武震与朝鲜铁道联队队长安奎元的会面中，于人物对话及回忆间，勾勒出“延安生活”——“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史”线脉，既表述着中朝人民休戚与共的历史关联，又粗线勾画出共和国“建国史”经络，由此，“抗美援朝”时代大事件被叙述进“革命史”、“建国史”的逻辑链，即由此构造出共和国叙事的历史之维。 四 据上所述，集体叙事统摄与共和国叙事统领的有机合成，构成《三千里江山》完整的叙事格局。在我看来，这样的叙事格局表现出对共和国意识与意志的认同与遵从，而共和国意识与意志的叙述表现，便凝定为小说表达内蕴。依此而论，小说叙述的本质属性实为共和国叙事。 杨朔是将小说主要人物作为“共和国英雄”来塑造的。这是其创作的自觉意识与追求，他在《写作自白》中述及：创作时“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对英雄人物的认识问题”。杨朔对“英雄”的理解，要义有三：一是“英雄”为“党”所“培养”，“英雄不是神而是人，而且是差不多像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在党的培养下，他首先具备着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党就是这个时代的灵魂，也是英雄的灵魂”。二是“英雄”及其“英雄主义”的力量源泉是“爱国主义”，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我在小说里想要着重写的就是我们人民的爱国主义”。对“党”(“领袖”是其代表)的深情和对祖国的深情，在杨朔的叙述表达中融为一体，构成“英雄”人物“思想感情”之内核；并且，“抗美援朝”的国际背景落照于小说叙述，“英雄”的爱国主义情感便与国际主义襟怀交织一起，成为小说叙述意旨所在。 这样的叙述意旨规约着小说的叙述策略。即以小说人物配置而论，杨朔在突出正面“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设置了一位“落后”人物——技术员郑超人，后者对前者形成叙述反衬。小说交代郑超人的社会身份：他“生在个有钱的商人家里”，“是城里长大的知识分子”；拟写他的生活细节：“头发梳的溜光”，“吃的考究，穿的考究，吃完饭必定刷刷牙，时常对着镜子摸着自己的脸蛋”；剖析他的思想状况：他“太过于看重自己”，且有严重的“恐美病”。郑超人的个人主义及“恐美思想”，反衬着小说主要人物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这是杨朔的叙述用意所在；而叙述中对郑超人的批评、教育及感召，以及对其思想转变的动态性描述，则呼应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国家意识形态。 这样，我们看到：杨朔共和国叙事的操作要领在于“共和国英雄”形象的塑造，表达主旨是爱国主义，而深层的理念规约则是对共和国国家意识与国家意志的认同与遵从——这是共和国文学的叙事逻辑。假如放阔视界，从文学与历史的深在关联看，共和国的建立不仅需要落实于现实政权之确立，即在社会管理层面完成共和国国体构建，且须在精神理念层面确立共和国认同，从而确证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此而言，共和国文学及共和国叙事以对共和国精神理念的遵从，实际参与着共和国的构建——这是共和国文学叙事的深在意旨。 我将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定性为共和国叙事，且认定其为始作俑者之一。理由是：作为早期面世的共和国叙事文本，它的叙述实践在其后的共和国文学尤其于“军旅”叙事文本中得以弘发，“共和国英雄”形象塑造及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十七年文学”之“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保卫延安》等等)和“现实生活题材”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等等)中，均得以延续与伸展，并凝定为共和国叙事的基本要素，此类文学史文本共同秉持共和国精神认同的创作意旨，并以文学叙事的主导方式加入共和国文学构建的宏大叙事。因此，《三千里江山》是共和国叙事的早期尝试，在今天看来，其实践性价值与文学史意义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