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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文学属性这个维度上，路遥选择的也是“人民文艺”的方向。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氛围，诸多解读都将《平凡的世界》误读为弘扬个人奋斗的“励志宝典”。但实际上，路遥创作这部巨著的出发点，不仅不是“个人主义”的，反而是“集体主义”的。或者说，正是由于路遥所奠定的“集体主义”的基调，立足于其上的“奋斗故事”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而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最根本的出发点，即为中国广大农民，尤其是为农村中坚力量——青年争取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在这个层面上观察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艰苦奋斗的故事，就会发现两兄弟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中鼓荡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共同的呼声。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既是“个”的，更是“群”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路遥通过《平凡的世界》所传达的对中国农民命运的严肃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效。而这些在解构一切的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在人性乃至欲望成为文学主题的文学界，路遥为千万个中国农民“立命”的诉求遇冷，更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一些研究者认可路遥的“现实主义”品格，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与柳青相比，路遥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因而使《平凡的世界》沦为改革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这样的批评是对《平凡的世界》的双重误读。首先，路遥站在一个比柳青更为复杂的历史起点上，因而他的创作可能更为艰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柳青创作《创业史》固然付出了苦心孤诣的艺术与现实探索，但实事求是地讲，《创业史》所反映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历史主题已经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呼之欲出，柳青只需用文学的方式为其赋格即可。但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这种历史主题早已瓦裂，而新的历史主题也只是以“好日子”的模糊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路遥能够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经历，在“个”的故事中传达“群”的诉求，可视为对柳青《创业史》主题精神的继承。 其次，更需要提醒的是，对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而言，作家想的是什么固然重要，但作家写的是什么却更为重要。就像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认为出色的现实主义品格使其实现了文学对政治的胜利。这样的“翻转”，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同样发生了。毋庸讳言，路遥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言行，表达了对集体化时期社会状况的不满，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憧憬与欢迎，但由于对现实主义文学法则的恪守，他在写作中往往忘记自己的“立场”而表达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内容。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命运的“颠倒”。在小说结尾时，两兄弟不仅没有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反而很可能面临更大的“危机”。我们知道，路遥是以三弟王天乐为原型塑造孙少平这个人物的，现实中王天乐最终摆脱了底层生活的羁绊。应该说，故事原型的生活是光明的，但在小说中，路遥切断了孙少平与明亮生活的一切关联，将他永远地留在了黑暗的煤矿生活中。这样的安排隐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感。正是这种悲剧感，使路遥实现了对革命与改革的双重反思。可以说，通过对孙少安、孙少平未来生活的隐喻性“颠倒”，路遥重构了历史与现实。所以，在他笔下，集体生活不再那么可怕，个人奋斗也不再那么壮美。 必须指出，当时在中国文坛盛行的“现代主义”，是对欧美文学的“形式移植”，但欧美的“现代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异化社会现实的文学显现。由于契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氛围，这种“形式移植”引发“轰动效应”。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所谓的移植效应迅速泡沫化，而我们的文学批评、研究界却没有做到及时地跟踪生活、研究现实。因此，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能赢得读者持续的喜爱，可视为“现实主义”的复仇——对一切“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 （作者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