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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对“伪现代派”和“伪文学”的复仇——谈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 近日，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同名小说作者路遥及其“路遥现象”再次引发各界思考。 “路遥现象”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怪现象”：凭借中篇小说《人生》确立自己在文坛名望的路遥，于1985年秋至1988年春创作出了反映中国“山乡巨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在小说刊发后，读者和文学界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十分喜爱，文学界则反应相当冷淡。其中，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一文中，通过“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有力论证。同时，《平凡的世界》也获得了“官方”认可，以榜首位置获得了1991年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但在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和批评界却遭受冷遇。更令人震惊的是，小说第一部完稿后曾屡遭退稿；好不容易发表后，又遭遇权威评论家“一边倒”式的批评与否定。当时，对《平凡的世界》否定得最彻底的是掌握“审美领导权”的高校中文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权威著作对这部作品几乎都不置一词。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对“路遥现象”开始有所省察。诸多反思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路遥在现实主义原则下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产生冲突，因而遭遇文学界的一致抵拒。这个结论当然没有问题，但笔者感到不满的是，学界并没有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路遥所秉持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的现实主义？二是这样的“现实主义”是如何冒犯“现代主义”成规的？三是“路遥现象”对当下创作又有何种启示？ 综合路遥的有关言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秉持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文学方法，一个是文学属性。 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纲领性的阐述，那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因而文学艺术家必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创作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学生活”。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方法”。创作前，路遥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深入生活”：为了彻底弄清自1975年起十年内的社会背景，他用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其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以总括地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反映；他还重返陕北故乡，进行生活的“重新定位”，以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路遥特别信奉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一教导。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他就像一个真正的“愚人”不断进行着充足的艺术和生活准备，也因此在小说中通过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二人，带出来上百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串联起发生在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原西县、黄原地区、铜城煤矿的一个个故事，艺术性地显现了中国自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倘若没有丰厚的艺术提炼和生活储备，如此宏阔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无法实现。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朦胧诗”、“实验小说”等为标志相继形成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首先是一场文学形式与方法的哗变，针对的主要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样的语境中，《平凡的世界》遭遇“寒潮”再自然不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