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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事文学批评10年后的驻足回首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惑与茫然，我无法确定我那歪歪扭扭的足迹是否在一条正确的路上，那不大的实绩彰显了何种价值与意义。未来呢？非但缺乏自信，而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远处十分地招摇，将视野开阔至21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似乎没有发现它提供了多少新鲜的批评，理论与思想又何曾闪耀过它足以烛照暗夜的光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仅用10年时间就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操练了，虽然不曾亲身经历，但它让我怀想，我觉得那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真正的“黄金时代”。食之不化不假，没能有效地参与到文学创作的具体进程中来，过于专业化与学术化而沦为某个狭隘领域知识生产的消费性资源也是事实；但却比熟视无睹更有价值与意义，起码我们有了一定的世界性“视野”，有了一种参照，因为正是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存在，才让文学理论批评在面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无数个高峰时不至于无地自容。 问题不是出在“拿来”，面对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时，我们长期持有的或者谙熟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已经无法有效介入文学现实。这种状况至今亦不见明显改变。上世纪30年代，鲁迅在封建文化与现代文明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主张既非被动地被“送去”，亦非不加分析地“照搬”，而是颇为“实用主义”地选择性“拿来”。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发展又何尝不是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果？为什么到了文学批评这里我们一下子就缩手缩脚，僵化得如同木头一般了呢？当下中国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在拼“自主知识产权”，而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似乎失去了创新的方向与动力，既缺乏世界性背景与格局，又不能深刻而独特地进入文学现实，麻木与不知所云庸常地存在着。我的惶惑、自卑以及恐惧由此而生。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文学不仅仅是语言，它还是进行比喻的意志，是对尼采曾定义为‘渴望与众不同’的隐喻的追求，是对流布四方的企望。这多少也意味着与己不同，但我认为主要是要与作家继承的前人作品中的形象和隐喻有所不同：渴望写出伟大的作品就是渴望置身他处，置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中，获得一种必然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自己的时空”当然是批评家个人化的理论和知识的储备及批评的方法与领域，但这仍属于“器”的层面，还不是构成伟大批评的重要因素，“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才是伟大批评的核心所在。中国当代批评家似乎无历史传承可言，因为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文学批评发生了本质性断裂，批评对象与话语体系也处在了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状态。据说上世纪90年代也有学者倡议转译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当下文学批评，但时过境迁，中国传统文论所阐扬的理论与观念与已经进入大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的文学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连对话的可能都没有。“影响的焦虑”又在哪里呢？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追逐早已搁浅，文化批评也只是热闹一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似乎没有需要摆脱的大师存在。21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彻底地“现实主义”化、“故事”化，批评还需要什么方法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要说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食之不化，就是化了也无用武之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经处在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境地。 “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源自一种对文学与社会个性化的认知与体验，一种现实与历史交错的复杂的生命困境，这一点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所匮乏的思想气质与批评背景。卡夫卡的小说所揭示的20世纪人类异化的处境与“现代人”的困境便源自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气质，他少年时代的“压抑与恐惧”，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摆脱的生命的困境，这便是尼采曾定义为“渴望与众不同”的隐喻。鲁迅儿时因家庭变故而致的生活困顿与后来面对的残酷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困境，导致他毕其一生而致力于社会与文化的批判，他的思想与精神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中国的“民族魂”，显然基于与卡夫卡的“隐匿”相反的战斗气质。个性化的认知与体验以及生命困境不仅对作家极为重要，批评家也同样需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面对复杂的现实与历史的挤压时发出真正的“批评”之声。 当代中国的批评多数是书斋里的批评，对话的是文本，并不能真正地触及更广泛的社会。他们更看重批评本身在文学场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学术性、学理性成为评价文学批评的标准，而文学批评与国家、民族、时代、社会、现实、生活等文本之外的存在则越发遥远与隔膜。批评家对理论、对知识、对文本的兴趣远远超出对人、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复杂社会现实与繁复日常生活的探究和体认。虽然自身的知识积累不断增长，但是生命经验却停留在某个地方，无法跟知识相匹配，所以文学表述是无法穿透时代的。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需要批评家独特的观察、认知并概括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的本质，置批评于个性化的生命困境之中，真正表现出批评家的批判气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