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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海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是一种深度接受，它对国内学者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者言必称“现代性”之类的“汉学心态”以及学界曾经十分风行的“重写文学史”就是这种影响的典型反映。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长期被边缘化的现代中国作家，宛如一块块 “文学化石”，被重新发掘出来，给学界乃至读者带来了持续的影响。 第二，国内曾经盛行和正在流行的投机性的写作，也是这种影响造成的及时性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殖民主义写作与“汉学心理”写作，就是看到了海外喜欢怎样的中国文学经验，我们的文学就提供出相应的文学经验的时代写作症候。这种“影响的焦虑”，在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中国文学领域内表现得尤为突出，致使中国作家不能客观地、历史地、真实地书写中国经验，从而造成了海外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经验的“误读”。在此，我并不是说中国作家不能在作品里书写中国社会的缺陷，而是说要像鲁迅写阿Q那样用历史辩证法去写，不能为了迎合海外读者，尤其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放弃客观标准，故意放大、夸大中国社会的阴暗面。这一点值得我们时时警惕和记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