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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近代桐城派传播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 江小角 朱杨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方宗诚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在其教育活动中,文学教育成为其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文学教育过程中,通过选编、节录、评点等方式编写新的文学选本作为教材。注重掌握文法,强调在读文与作文中,突出文章主题和篇章结构。重视诗歌对生徒性情养成的重要作用。方宗诚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本体论、文章功能与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文学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并且,他通过整理乡邦文献,保存大量先贤诗文;通过文学教育,培养出一批桐城派作家,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力。
    【关 键 词】方宗诚/桐城派/文学教育/文学思想
    【作者简介】江小角,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杨,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安徽 合肥 230039)。
     
    方宗诚(1818~1888)是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私塾授徒,中年游幕时讲席三地书院,为官枣强期间又曾创建讲舍与书院。可以说,施教育人、培养人才,是他人生中的重要活动与收获,而古文教学则是教育实践的内容之一,有关古文教学的内容、特点也集中反映了方宗诚的文学思想。相对于其他桐城派名家而言,学界关于方宗诚的研究成果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学、方志学、交游与理学思想等方面①,有关其文学思想与创作方面的研究,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从方宗诚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创作主张出发,通过对《柏堂集》的解读,并利用相关桐城派名家文集等资料,总结方宗诚在古文教学上的成就,探讨其文学思想、创作实践以及和桐城派后期发展的关系。
    一、方宗诚的文学教育实践
    方宗诚从事教育活动,主要以私塾授徒与书院讲学为平台。他早年在家乡私塾授徒,所收生徒主要有两类:一是友人与自己家族子弟,如吴调鼐家、何衍福家②,长子方培浚③、族孙方涛等;二是“里中后进之士”慕名而来,如萧穆,“以余有一日之长,多相从问学”④。中年游幕各地,先后讲席商河麦邱书院、直隶衡水书院与安徽庐江书院⑤。为官枣强时,创建正谊讲舍与敬义书院,并利用公务之暇,亲自给书院诸生授课讲学。晚年辞官归里,对家乡后学给予提携与指点,主要通过问学解惑与点评文章等方式进行施教,组织形式较为松散,但仍培养了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派后期大家。无论是在私塾,还是在书院,古文与经学都是方宗诚教学的主要内容。在文学教育方面,方宗诚采取的教育措施有:
    第一,通过选编、节录、评点等方式,编写新的文学选本。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为后世桐城派作家所推崇,有些弟子主讲书院之时,也多用此书进行古文教学。方宗诚也十分重视《古文辞类》的价值,认为文选中“关经济”、“切世用”的文章,“皆宜熟读”。此外,对于“陆宣公、李忠定、朱子、王阳明奏疏、封事”,“皆当选而读之,最有益于世用”⑥。人生要读的书甚多,要想取得好的读书效果,循序而读尤为重要。所以,方宗诚在教授生徒时,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形式编写新的教材,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
    在家乡柏堂授徒之时,方宗诚曾选编了《斯文正脉》和《古文简要》两书。《斯文正脉》选取“周子以来大儒之文,发其旨趣,以会其归”,目的是“既以自砺,即以示学徒”。要求弟子先读此书,领会其精神实质,再“广求诸先儒之书”。这样就能达到“内可以明其心德,养其性情,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外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参赞天地之化育”⑦。编辑《古文简要》,目的是贯彻友人张宗翰关于古文学习的方法,强调“博而寡要,贪多务得,溺于文”。张宗翰命方宗诚简取韩、欧八家之文,为初学古文之门径⑧。该书可以说是八家古文的简选本,是古文初学阶段的启蒙教材。在枣强为官,给敬义书院诸生讲学,方宗诚通过节录前贤文章的形式进行教学。选录对象包括:一,自己老师的作品,如《节录植之先生遗书》、《节录许玉峰先生集》、《节录曾文正公遗书》等;二,自己昔日故友的作品,如《节录苏厚子征君逊敏录》;三,桐城派名家的作品,如《节录姚惜抱先生论学语》、《节录姚惜抱先生论诗文语》;四,诸子经典,如《节录列子》等。节录这些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后人知晓自己家学渊源,另一方面是让书院诸生通过学习先贤文章,从中受到启发,或为“学修之助”⑨,或为“涉世之助”⑩。后来,这些节录文章多编入《师友遗书》。方宗诚多以书中“切要”、“精妙”篇章为标准,进行选录。此外,方宗诚将自己对文章的评点汇编为《文章本原》一书,供诸生阅读时参考。《文章本原》一书,是方宗诚在家乡为生徒讲授经学时,将《尚书》、《论语》和《孟子》中文章精妙之处,指示一二。一是达到“博其趣”,增加生徒学习经学的兴趣;二是让生徒知晓文与道的关系,“道盛则言文,无别求文于道之外”(11)。
    第二,关于生徒的文学学习,方宗诚提出了一套可资借鉴的具体方法。桐城派名家多提倡生徒应通过模拟古文的方式来学习,并通过模拟来讲求文法,而后再有所创新,姚鼐曾总结为“有所法而后大,有所变而后能”(12)。但在实际学习中,有些生徒多模拟,少创作,出现“溺于记诵辞章”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方宗诚主张“原不宜摹拟古人以为文”,“然至于文法,自亦当稍讲究之”。模拟古人为文,弊端在于“虽宗法正大,仍是摹拟而已,其去道也远矣”(13),虽不宜模拟古人为文,但文法仍应讲求,具体方法是“熟读《史》、《汉》、昌黎以凝其气,细玩唐、宋大家以求其法”(14),求文法之法由“摹拟为文”转为“熟读细玩”。“熟读精思”是桐城派提倡的主要学习方法之一,刘大櫆、姚鼐等早期桐城派名家,多强调由诵读而得为文之妙,“诗、古文各要从声音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意,不遣自去矣”(15)。而方宗诚则强调置熟读于学习过程之中,注重讲求文法与生徒品性的塑造,使之既能“求其法”,又能“凝其气”,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方宗诚重视文章整体主旨和各层次意思的把握,在读文与写作的具体方法上有所体现。“凡读文,先须求其一篇主意,再详分其层次意思”,“再看其气势、笔力、句调”(16)。此外还要富有“情致”与“神韵”,读文章能掌握“命意、章法、气势、笔力、情致、神韵”,如此“足矣”(17)。方宗诚曾评价姚鼐的文章是以“神韵为宗”,故他将“神韵”列入掌握文章写作六大要领之中。还强调写文章“务求此题意旨所在,然后想意思,布局格,分层次,做完又将文细读以审气脉、字句之不稳者,古文、时文皆然”(18)。
    第三,在注重学习“为文”的同时,也重视学习“为诗”。方东树是方宗诚从兄,也是其师,曾留有论诗专著——《昭昧詹言》,吴汝纶曾说此书“启发后学,不在归评《史记》下”(19)。方宗诚一生所著诗篇虽然不多,但对诗歌评点及学诗方法却多有思考,这与受业于方东树门下有一定关系。方宗诚对陶渊明、杜甫、李白与陆游等古代诗坛名家特别推崇,他认为“陶诗可以养性情,温厚和平,恬淡宁静,近有道者气象”;“杜诗可以厚性情,爱君,忧国,思亲,念兄弟,笃故旧,近于仁人之用心”;“李诗五古放旷近于狂者,诵之可以扩胸次,化鄙吝”;“陆诗七律近于忠愤,诵之可以激昂志气,振拔精神”(20)。方宗诚对四人诗歌的推崇,更侧重于诗歌对人性格培养、境界提升以及精神升华的作用。强调诗歌学习的方法,要以“读诵”为主,每日应熟读一首,温习数十首。他认为《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对“为诗”者来说,十分重要。方宗诚赞许朱熹论《诗经》主旨的观点,即“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非深明其章句训诂,不能知其言之有叙;非善于讽咏涵濡,不能知其言之有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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