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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情：写作的永恒题材 “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以写一篇短篇小说就成为作家的。我要写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写草原，写草原人民。没有写完这个决不称自己为作家。” 玛拉沁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自觉地以写草原为己任的作家”。他的创作灵感都来自草原，他一生创作的主要作品，都是写那片他所熟悉的蒙古草原。 1952年，对于玛拉沁夫而言可谓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年1月号《人民文学》杂志以头条形式刊发了他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随即在“文化生活简评”中称赞这篇小说是“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在那个年代，人民日报对一个21岁的文学青年的作品做出这样的评价，是没有先例的。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于1951年，玛拉沁夫在科尔沁左中旗工作期间，临旗科尔沁右后旗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19岁的牧民妇女塔姆。她在坐月子期间遇到了一个来她家门外找水喝的陌生人，按照蒙古族传统礼节，客人不需站在门外求水，而应走进屋里喝茶，这个人的行为让塔姆心生疑虑。随后的一幕让塔姆更加认定他是个坏人，当时一阵风吹来将这个人身上披着的毯子掀起一角，突然露出了枪口。机智的塔姆设法稳住这个嫌犯，和他周旋，最后通过搏斗和别人的帮忙终于将他制服。玛拉沁夫被塔姆这种热爱新生活、保卫新政权的忠贞、勇敢的精神所感动，他说：“我们的老百姓多么可爱呀，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敢于拼命。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平平淡淡地写这个人物，而应从时代精神的高度和整个民族新生的角度审视塔姆的事迹，表现她崭新的精神世界。” 小说创作的过程很艰辛，因为住在牧民家里，连个写字的桌子都没有，玛拉沁夫就坐着在膝盖上写作，利用工作之余的零碎时间写了大约3个多月。玛拉沁夫心里没底，他把作品拿给同伴安柯钦夫看，问他这算不算小说。第二天安柯钦夫看完说：“大概算是小说吧。”虽然语气上并不十分肯定，但玛拉沁夫觉得“大概算”也就是可以了。他把小说寄给了在当时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人民文学》。 这篇小说的发表改变了这个文学青年的命运，玛拉沁夫被调到北京，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他作词的该影片插曲《敖包相会》，传唱至今。 玛拉沁夫说：“现在看我那篇小说，觉得还是有我们那一代人的烙印：时代需要我，我顺应了时代，我也紧跟着时代长大。” 玛拉沁夫年少成名，但他心里很清楚，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自己的路还很长。他那时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是以只写一个短篇小说就成为作家的。我要写一部具有宏观视野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写草原和草原人民。没有写完这个我决不称自己为作家。”倔强的玛拉沁夫随即向组织上提出要求，他要返回内蒙古草原去深入生活。他已酝酿好写一部反映抗战胜利后内蒙古人民选择民族解放之路—即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的历史性激烈复杂斗争的长篇小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应当说，玛拉沁夫参加过那场斗争的全部过程，是有生活积累的，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当年自己只是一个小战士，对那场伟大斗争缺少宏观与战略高度的认识，再说任何作家的生活积累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作家不断深入生活、充实生活、更新生活。所以他从北京回到内蒙古后，没有在呼和浩特市停留，经组织安排径赴草原挂职深入生活去了，在明太旗一干就是三年，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 《茫茫的草原》上部以《在茫茫的草原上》书名于1957年出版后，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但是它的下部却经过一时难以说清楚的缘由，迟至30年后的1987年才以《茫茫的草原》(上下部)书名得以完整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以宏观视野、史诗般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战争时期在蒙古草原上进行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茫茫的草原》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蒙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小说已经结稿，与我相交三十六年之久的那些人物，从此将不会在我的笔下重逢！我独自仰望夜空，心中充满莫名的惆怅。”在此前后，玛拉沁夫创作出版了小说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第一道曙光》《爱，夏夜里燃烧》，对草原的热爱，对草原上人与事的迷恋，让玛拉沁夫心中的牵挂和感动始终与草原紧紧相连。 “我写了一辈子草原，作为一个蒙古族作家，我一直坚守自己的本位。草原养育了我、培养我长大，给了我一切，我将一生写草原文学。我是中国草原小说始作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我对中国文学有什么贡献的话，就是我走了一条开创中国草原文学之路，在我之前，在中国没有人用自己整个一生时间来写草原生活的。” 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到《茫茫的草原》，从青年步入老年，一个作家坚守着中国草原文学的点点滴滴，从而也成就了中国民族文学的一代传奇。玛拉沁夫说：“让中国"草原文学"繁茂起来、成熟起来，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心血乃至生命去浇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