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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说法好像有点奇怪。诗歌不应该是想象的、超越的、精神性的吗？至少也应该是“到语言为止”的！非也，诗歌当然也必须是现实的——无论是心灵的现实还是物质的现实，当诗歌不与现实对话之时，诗歌也许就失去了其飞翔和超越的基石。现实在加速，诗歌在减速。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在现代新诗中，“速度”蕴涵着丰富的时间与空间意识，为抒情者带来了观物方式的巨变。随着城市的发展，诗人对“速度”的认知不再是单纯的正向肯定，开始出现针对“速度”的敌意。诗人们要做的是与都市的速度感进行斗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节奏，从而不至迷失在具体的事象之中。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现场始终笼罩着“及物”这一关键词，诸多写作者开始把焦点投射在周遭的日常生活中，试图以“及物”的方式调整诗歌写作与生活现场的关系，从琐碎的个人日常空间中发掘诗意。这便造成诗歌与现实之间呈现出愈来愈紧密的勾联，而作家似乎也找到了言说现实、特别是城市现实的方式。在抒情者看来，城市既是一个物质现实，又是一种心灵状态。阅读城市，就是解读城市化了的自我，也是从内部了解城市的过程。为此，作家通过对城市的抒情与想象表达现代化的思想体验，尤其关注由城市文明催生而出的现代速度观念，在“速度”抒写中触及现实的真实层面，进而为抵达心灵现实寻觅通道。 在现代新诗中，“速度”本身蕴涵了丰富的时间与空间意识，它为抒情者带来了观物方式的巨变。郭沫若、李金发、徐志摩都有过在行驶的火车上观物的类似经历。乡野田园被列车的速度连带形成流动的卷轴，传统风景因速度的裹挟而产生“异变”。郭沫若曾向宗白华讲述自己在日本的经历，他和田汉从博德乘火车前往二日市、太宰府，诗人叹道：“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我’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支离出诗人自身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与机械速度体验的契合，“近代人底脑筋”与“工业文明”融会之后，新的感觉形式应运而生。火车凭借其摧枯拉朽的速度感构成宏大历史叙事的物质象征基础，穿透原野的巨大声势显现出机械力量对传统静态田园文化的碾压与颠覆。现代中国文人钟情于速度的快感，并试图超越儒道传统中那种追求“静”的文化精神。他们所歌颂的，正是疾速状态中所蕴涵的“动的文明”。如未来主义者一样，汽车的疾驰、工厂机械的噪音、火车站的鸣响、飞机的推进器、铁桥的辉亮、战斗舰的黑烟等，都是他们艺术的题材。于是，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速度之美。 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诸多抒情者不约而同地在文本中抒写对“速度”的崇拜之情。绿原在1985年作有《现代中国，仲夏夜之梦》一诗，主人公驾驶国产的“火箭”牌摩托车疾驰于高速路，竟然一下子超越了诸多丰田、奔驰、福特、雪铁龙轿车，一跃成为新世纪的领跑者。这里的能指与所指一目了然，与其说是为了在高速公路上体验国际化的飞驰，倒不如认为是“超英赶美”的理念再现。相似地，当北京第一条地下铁道开通时，众多诗人纷纷为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咏唱赞美诗。“摩托车”和“地铁”都是现代化的技术性符号，它们共同指向一种速度感。在空间挪移中，现代速度符号这类有形的、易辨的意象便成为抒情者感知现实、反映现实最有效的材质。 在当代文学领域，速度意象依然积聚了知识分子对其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所有观念。不过，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趋向于物质主义，作家个体对“速度”的认知也不再单纯地聚焦于正向的价值肯定，文学想象中开始出现针对“速度”的敌意。诗人往往能够比民众更为敏锐地捕捉到“提速”的快感，同时，其快感也如昙花一现般难以为继，因为任何现代速度加诸抒情者心灵之上，都会产生层层压迫感。于坚在《便条集·149》中表达了抒情主体对“汽车”的愤恨。在这里，诗人不再对汽车这样的现代符号带有任何技术上的崇拜，他只想从常规的汽车世界中逃脱出来，拒绝被其对象化，然而他惟一能够选择的便是主动降速之后的“步行”，而且是憋住呼吸的步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