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德裕年谱》，傅璇琮著，中华书局2013年1月第一版，56.00元 李商隐看大局颇有眼光，而处理个人的出处相当软弱，多求乞之贱态，尽管有时也会发火发牢骚。他于人际关系其实不大弄得清楚，此其所以毕竟是书生，而远非政治家或政客也。 傅璇琮先生大著《李德裕年谱》最近推出新版（齐鲁书社1984年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补订版，中华书局2013年改订新版），该书当初本来是他为深入研究李商隐而先行展开的一项学术工作——近人一般认为诗人李商隐卷入牛、李党争甚深，弄得一生坎坷，诗穷而后工；而李党领袖李德裕（787～849）乃是此一党争的中心人物，只有弄清李德裕，才能明白李商隐——而其书的意义却重大得多了，这实际上是一部牛、李党争史，一部晚唐政治史。傅先生取材之丰富，考辨之精审，案断之发人深省，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实为一部新的经典名著。 改革家李德裕一度取得很大的成功，他出任宰相的会昌（841～846）年间，国事大有起色，可惜他很快就被对手打了下去，贬死于海南岛崖州（今琼山县东南），而大唐王朝也愈加走上了下坡路。其间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令人生出联翩的遐想和深长的感叹。 如果回到原先的起点，依据此书重新来思考有关诗人李商隐的种种问题，也可以获得许多启发。我近日耽读此书，即专门注意这一方面，实乃不贤识其小之意也。 书中涉及李商隐生平者虽仅为片段，从这些史实中已能获得许多信息，从而大大增加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理解。试列举四点，略述如下。 其一，李商隐从政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地的方镇使府中担任秘书，替主公做文字工作。他长于骈体的公文，当时的风气非常重视这种文字功夫。李商隐本来学写古文（散文），他的骈文修养来自令狐楚的教诲。擅长章奏的高官令狐楚不仅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老师，对他爱护备至，帮助极大，对此李商隐终生感激，其诗中有“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谢书》）、“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片寄朝云”（《牡丹》）等句，感情是很真挚的。令狐楚年辈甚高，多有政绩，并未卷入后来的党争；而其子令狐绹则是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一党）重要人物，也曾大力帮助过李商隐（特别是力挺李商隐考中进士，进士及第一事在唐代意义重大）。但此后李商隐很快成了王茂元的幕僚和女婿，令狐绹很不高兴，因为在他眼中王茂元同李党走得很近（《李德裕年谱》一书认为王茂元不能算是李党），而深受令狐家恩情的李商隐竟然同王茂元贴得如此之紧，从此他就不大肯再帮助这位才子了，但也谈不上给予多大的打击。他们之间若即若离的交道始终没有断绝。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一向将政见与私交作适当的切割，立场和见解可以不同，老交情还是要顾及的，何况李商隐只不过是一个才情十足的笔杆子，在政坛上本无足轻重，够不上成其为打击对象——当然从此亲疏的分寸完全不同了。 所以，后来当李商隐处境不佳时，还是一再向令狐绹求援——如果他成了令狐绹打击的对象，势如水火，他也就不会去求这个援了。李商隐看大局颇有眼光，而处理个人的出处相当软弱，多求乞之贱态，尽管有时也会发火发牢骚。他于人际关系其实不大弄得清楚，此其所以毕竟是书生，而远非政治家或政客也。令狐绹总有些不大看得起他的意思，而他却糊里糊涂，以为少东家尚可依靠。 其二，李商隐拥护李德裕的政治主张，所以在李德裕业已罢相、李党重要成员郑亚因受牵连被外放之后，他仍然到郑亚手下去任掌书记。郑亚对他也非常器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李商隐属于李党，或李党外围。但他只是一个小人物，所以在李德裕、郑亚遭到牛党进一步打击时，他并没有受到牵连，只是离开郑亚、回长安去另谋出路而已。那时的党争还不像后来那样株连一大片。当李德裕在台上执政的时候，与李商隐齐名的大诗人杜牧多有歌功颂德之词，等到李德裕一倒台，杜牧的调子就完全变了——从这一角度看，李商隐的节操高于杜牧。当然，李商隐在心灵上已经大为受伤，感伤的情绪日趋浓厚，并在诗歌创作中多有流露。杜牧则并无感伤。看来感伤情绪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东西，略无感伤者也许正是一个只顾一己之得失并维护得力的风派人物。 其三，为李德裕文集（《会昌一品集》）所作之序，李商隐的初稿本和郑亚的修改本现在并存于世，内容和文字略有异同，由此可知当李商隐编辑自己的文集（《樊南四六》、《樊南四六乙》）时，总是根据自己写的文本加以保存，而不管主公的修改（当然有些文章也许没有被改动，特别是那些关系不大的纯官样文章）。秘书写文章固然要按主公的授意来进行，但这并不妨碍其中也有些他个人的意思，因此足以成为了解和研究他的重要依据，其意义不下于他的诗——当然，从纯文学的角度看，诗是重要得多了，他今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的诗歌创作来支撑的。而就李商隐当年的地位和影响而言，则诗文皆很重要，文甚至更重要。 其四，当年的吴湘一案，关系非同小可，李党的彻底失败与此案关系很大，此后李商隐的创作，也大受此事的影响，而这一点在过去的李商隐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估量。 所谓吴湘狱，情况大体如下：先是会昌五年（845）时扬州江都尉吴湘贪污公款，又违反有关规定强娶颜氏女为妻，按法令应判死刑。此案由扬州最高地方官淮南节度使李绅（李德裕入相前担任淮南节度使）审定，上报中枢。或有言其冤者，谏官请覆按，朝廷派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重新调查，结论是吴湘贪污一事属实，娶颜氏女则尚未违反规定。“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李）绅奏，处湘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书争之，不纳。”（《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李德裕痛恨贪污，执法甚严，但他处理此案操之稍急，不尽合于程序，留下了把柄。吴湘的家族中人有牛党背景，等到李德裕罢相、改任太子少保以后，牛党重提此案，大中元年（847）九月乙酉，“前永宁尉吴汝纳，讼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绅与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对辨’。丁亥，敕御史台鞠实以闻。冬十二月庚戌，御史台奏，据崔元藻所列吴湘冤状，如吴汝纳之言。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到第二年（大中二年，848）初，“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坐前不能直吴湘冤，乙酉，（李）回左迁湖南观察使，（郑）亚贬循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至此这件旧案就完全翻盘了，李德裕本人和包括郑亚在内的一批李党人士遭到严厉的惩罚。 郑亚因吴湘狱被贬时，李商隐为他起草过分别致刑部侍郎马植、大理卿卢言（他们主持重审吴湘旧案）等人的信，为李德裕、李绅辩护，为自己鸣不平。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候下，这种私人信件自然只能如泥牛入海。由此李商隐深刻感受到长安棋局翻覆之可怕，“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年荡寇勋！”（《旧将军》）产生很深的失落和感伤之情，以至于更加转向佛教，逃向虚无。他在离开郑亚、回到长安之后，转而去向牛党新星令狐绹寻求援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但由此又可见他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走向虚无和幻灭，仍在苦苦挣扎之中。 最后不妨顺便说说，当牛、李两党相煎甚急之时，彼此攻击打压手法甚多，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关文本中有不少是攻击诬陷李德裕的。对此，《李德裕年谱》中多有辨正。洗去那些涂在改革家身上的污泥，是读来很痛快的文字。不过李德裕亦非完人，官场斗法亦属老手，不无权术和派性，且有辣手，对此似亦无庸回避或回护。《年谱》曾引用一段《资治通鉴》会昌二年九月的记载：“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甲辰，以敏中为翰林学士。”并就此指出，这一段李德裕排斥白居易的记载“系司马光出于对于李德裕的偏见”（第340页）。按司马光对李德裕的偏见自亦有之，但《资治通鉴》一书中对其人领导平定叛乱、安定边陲的政绩记载相当丰富，很讲究史家的“直笔”。他说“德裕素恶居易”应当自有其根据——他能看到的史料比我们今天要多得多。白居易与牛党要人杨虞卿为姻亲，晚年世故甚深，身体也不大好，一向远离政争，而感情上与牛党为近，李德裕讨厌其人似在情理之中，亦无伤大雅，无所用其回护。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写年谱和传记，很容易在感情上倾向于其人，此事虽颇常见而实应予淡化，只要写出实际情况，特别是其中的种种复杂性，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史家的责任。 朋党相争，总归没有什么好结果。《李德裕年谱》一书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